林逸满怀希望，看着李老板取了那包裹着民国旧书的纸包，然后在灯光下一层一层地打开。李老板故意放慢速度，像是在剥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不过李老板的眼神却充满了欲望，像是在剥一个漂亮的姑娘。
曹一刀知道林逸淘书向来不喜欢无的放矢，既然想要看看里面是什么，这里面就准有宝贝。跟了林逸这么久，要是再摸不准林逸的脉搏，他也就真算是白活了。
所以曹一刀也凑到跟前，伸长脖子，顶着大光头往里瞅，看看这纸包着的究竟是啥宝贝。
慢慢地，一沓子旧书出来了，看古朴漂亮的封面，必定是民国书无疑。
“你慢慢看，这些可都是宝贝啊，我轻易不让人看的，也就便宜你了！”李老板非常拿大地把那些民国书摊开，像晒宝一样，得意洋洋。
林逸去看那些书，民国的没错，不过乱七八糟，并没有基本民国新文学，只是《学生新文库》蔡元培生活鉴定，(卷十四)；《哲学初級研习提纲》，马特著；《训诂学引论—国学小丛书》等，在林逸这个挑剔的家伙来看，貌似价值都不大。可是，刚才那丝幽香是哪里来的呢？林逸狐疑了。
于是，存着疑问，林逸就又仔细地查看了那些民国书，这次，他发现了一本比较特殊的，封面是一副剪纸画：一些折叠好的书信飞舞在空中，一个体态妖娆的女人红唇如火，长发飞扬，姿态充满说不出的骚情---
再看那本书的书名，用红色蜡笔写成，顽皮中流露一种妖艳---《浪漫情书》。
此时鼻翼那丝幽香又出现了，就是这本书。
林逸想要仔细翻看这本书的内容以及版权页，却怕打草惊蛇，没办法，这个李老板猴精的很，只要发觉你对这本书有意思，就立马会痛宰你一番。
深知李老板“人品”的林逸可不会冒然干这种傻事儿，于是他就装作毫不在意地把这本书重新混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民国书中，说：“这些书不太好啊，基本上都是什么国文教育，算数，哲学之类的，虽然是民国书，却冷僻了一点。”
眼看林逸看完东西还挑三拣四，李老板就很不客气地说：“这些东西可都是宝贝，你现在想找也找不来。”
林逸不愿意和他抬杠，就问：“那你说多少钱？”
李老板瞅着他，心里盘算了一下就说：“全要的话每本100块，挑着要就300块一本！”
晕，够狠啊。
依照林逸来看，就那些什么国文，算数，哲学的民国本本，一本能卖50都不错了，这个李老板却硬是抬到了100，真不知道他是懂书还是不懂书。
……
实际上，作为买卖旧书的老书贩，不管是谁，多少也懂一些当下卖得火书籍的行情，李老板也不例外，至少他就知道一点---民国书“很值钱”。为此，一向不怎么喜欢学习的李老板还专门跑到网吧，10块钱包了三小时，找到了一些资料深入浅出地“了解”了一下。
只不过民国书籍收藏的“水”实在“太深”了，不是他10块钱包三钟头就能搞懂的，以至于看得他满头大汗差点窒息，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相比李老板这个滑头书贩，已经收藏了很多民国版本的林逸，对于民国书那可是了解的很深。
首先他知道，“名家名著”是民国书刊收藏的一大热点。其中，尤以鲁迅、林语堂、徐志摩、周作人、张爱玲、张恨水等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最受欢迎。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图书印量一直不是很大。经历几十年的风雨而留存至今的名家名著，即使被归入“近世罕见之本”，也并不为过。
而收藏民国旧书，又要涉及很深奥的“版本学”，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得了的。要知道，在民国一个作家同一部著作会有不同的版本，由于初版本大都由作者亲自监督核对，质量较高，历来被收藏者看重，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名家名著的初版本就更加弥足珍贵了。例如，徐志摩所著的《爱眉小札》（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初版）；阿英所著的《欢乐的舞蹈》（现代书店1928年初版）；叶圣陶所著的《倪焕之》(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谢冰心所著的《冰心诗集》(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王独清所著的《圣母像前》（光华书局1926年初版）；汪静之所著的《蕙的风》（亚东图书馆1922年初版）；林语堂所著的《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莫尔著、刘麟生译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俞平伯所著的《燕郊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初版）；张爱玲所著的《流言》(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年初版)。寻觅这些名著“原汁原味”的初版本，一直是研究者和收藏家感兴趣的一件事。
另外，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图书是民国书刊收藏的另一大热点。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民国图书，即使刻印低劣、装帧粗糙，或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残破不全、墨迹不清、霉变生蛀、品相堪忧，也丝毫不影响其成为珍品的可能。例如，1926年版的《中山全书》三册，内容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宪法》、《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以及孙中山先生演讲、谈话、宣言、电文、函牍、祝词、遗言、遗嘱、陵墓、墨迹等材料，内容丰富，是研究孙中山及民国社会珍贵的资料；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初版印了1000册，据说这种本子全国仅存几册；1945年福尔曼出版的《北行漫记》中英文版，有若干早期图片，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客观；1921年出版的《北大生活》，收录有“北大的建筑和设备”、“北大的人物”等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照片；1925年出版的《哀思录》收录有孙中山遗像、遗嘱、自传、病状经过、治丧报告等照片近百帧。
除此之外，还有民国期刊，它的收藏价值主要在于它是民国时代的真实写照，能够多角度反映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风情。民国时期期刊的种类非常繁多，有人统计，仅1936年，上海出版的期刊就达308种。但经战乱和人为的毁灭，存世量很少。物以稀为贵，当年街头冷摊上几个铜板一份的旧期刊，如今成了收藏界争相渴求的珍品。例如，1912年1月中华书局于上海创刊、长达廿九年刊史的《中华教育界》月刊；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英文名字叫“老虎”的杂志，由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章士钊主编、主撰的《甲寅》杂志；1927年创刊的戏曲杂志《百美图》；1938年5月创刊于上海滩、让张爱玲出名走红的《杂志》等。本世纪初，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50种民国期刊创刊号以7000元落槌；嘉德公司紧随其后，30种老期刊竟拍至5000元，一部《十日戏剧》仅80册，居然以2万元成交。
纵观现在李老板拿出来的这些“宝贝”民国书，大部分都不太符合以上三种收藏范畴，所以让林逸很是郁闷。
准确地来说，林逸对民国书的“深刻了解”，和李老板对民国书的“一知半解”发生了强烈碰撞，两人对民国书价值的认知，不在同一个空间，所以就纠结了。
深吸一口气，林逸决定不再和这个难缠的李老板打嘴官司了，就说：“既然你已经说了，我就随便挑一本，也算没白来你这里，可好？”
李老板瞅他一眼，竖起仨指头，“一本，300块！”
林逸翻白眼，也不说话，直接示意曹一刀，曹一刀嘀咕着“我是你佣人么。”却麻利地掏腰包，摸出三张百元大钞，递给了李老板。
李老板仔细地看了看钞票真假，看他得瑟样子，曹一刀就忍不住吼道：“瞅啥呀，我今天才从提款机取出来的，还热乎着呢！”
林逸则直接从那堆民国书中挑了那本《浪漫情书》，然后对曹一刀说：“我们走！”
“嘻嘻，慢走啊，不送了！”李老板挥手作别，心说，真是个二百五，上次被我宰两百多块钱，不长记性这次又是三百！
实际上这些民国旧书的价格可都是李老板在网上查过的，正如林逸所说，顶多值个五十。至于被林逸挑走的那本，李老板却是查到最后懒得去查了……再说，这些书本来就是白捡的，能卖三百绝对大赚。
此刻，数着今晚赚来的千元大钞，李老板心里美滋滋的，不禁笑骂一句，“一群傻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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