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对安禄山可能叛乱视而不见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什么没有提防安禄山隐藏的威胁呢？
世人皆以为谜！
如果说安禄山在叛乱的道路上有巨石阻拦的话，那这块巨石就是唐玄宗本人。巨石没有起到阻拦的作用，反而让安禄山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庇护。
在历史上，唐玄宗是少数几位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之一，又是奢侈享乐导致国家破亡的皇帝之一。与他的名字有关的两个重要的历史名词，一个是“开元盛世”，另一个是“天宝之乱”。正负对应，天地悬殊，但他的政绩却不能用数学上的正负相抵等于零来判断，他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同样给后世留下难以磨灭的后果。
能否阻止或者避免安禄山发动叛变，最关键的人物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直到安禄山起兵，玄宗一直掌握着朝廷大权，李林甫专权也好，杨国忠专权也好，谁也取代不了他的地位。他虽然年事已高，他不点头，任何事情都不能推进。对于安禄山的叛变，不是他没有能力阻止，实际上是他一直不相信安禄山会反。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但并不是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处置得当，许多事情本来可以化险为夷。即便当时危机四伏，按下葫芦浮起瓢，东方不亮西方亮，****必然发生，但也可能在别的方面出现裂缝，而不是发生在范阳。
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的发生，不可能没有任何迹象可循。一件惊动天下的事件，可以瞒得住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却不可能瞒住所有的天下人。
关于安禄山谋反的动向，早就有人察觉，也有人明里暗里告诉过唐玄宗，但唐玄宗不肯相信。安禄山的叛乱阴谋并不是都掩盖得非常成功，而且至少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手下拥有强兵，存在着发动叛乱的严重危险，怎么就始终不能引起玄宗的警惕呢？
安禄山拍马屁的水平并不算高明，他说的话极其肤浅，其中的虚情假意都是极容易被看穿的。可是玄宗怎么就深信不疑呢？
李林甫活着时，安禄山觉得自己没有李林甫狡猾，所以佩服、害怕李林甫，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悄悄地做点儿准备，雄武城贮存点儿兵器，已经被王忠嗣看破玄机，王忠嗣不止一次地给安禄山上眼药，唐玄宗不介意。及至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瞧不起他，经过长期的准备，安禄山叛变的条件已经成熟，更不把杨国忠看在眼里，因此将相间产生了嫌隙。
杨国忠一再说安禄山可能谋反，玄宗都不听，当然这里面有杨国忠和安禄山不和的私心作祟。
太子李亨也察觉到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告诉唐玄宗，唐玄宗也不相信。
发展到后来，许多人告诫唐玄宗，安禄山有反叛的可能，但都动摇不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唐玄宗甚至把告发安禄山的人绑送给安禄山处理，对安禄山的信任，几乎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
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可以这样认为，玄宗对安禄山叛变始终不加戒备，除了安禄山故作憨愚给唐玄宗造成了假象外，应该从唐朝建国以来的政治斗争了解唐玄宗的心理。
一百多年来，唐王朝政治上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宫廷政变上。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死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父下台；武则天把亲生儿子杀的杀，放的放，终于篡位夺权，再诛杀李氏宗室。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后让位，拥立中宗复辟；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诛杀武三思，率兵众杀入内宫，以失败告终；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十六岁的太子李重茂即位，韦皇后临朝称制；太平公主、李隆基联手诛武韦集团，扶持睿宗上台。中宗次子李重福阴谋在东都洛阳叛乱，自立为帝，被洛州长史崔日知平定；太平公主策划废黜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却收拾了太平公主，继位为帝。
一直以来，唐朝政治上的斗争，或最高权力的争夺主要在皇室内部，一场又一场流血的、不流血的政变令人触目惊心。唐玄宗年轻时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了一系列的宫廷政变，这对他的心理影响非常深刻。
因此可以这样推测，唐玄宗即位以后，所感到的对皇权的威胁仍是朝廷高层和皇室内部。唐玄宗和他的宰相们如姚崇等人认真总结了“再三祸变”的起因，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以安定皇位。
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用功臣；二是诸王外任和伺察；三是整顿禁军。
应该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常是那些有功之臣权势过大，拥立某一位亲王阴谋夺权，禁卫军常常成为他们发动政变的工具。那些功臣有特殊的地位，有号召力，能够影响甚至动摇皇帝的地位。
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把拥立自己为帝的功臣们都一个个罢免，或调到外地任职，或解除实权，虚职架空，如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都在唐玄宗夺权的斗争中立过大功，先是受到重用，任为高官，但不久都或被罢职，或被外任，或被流放。
唐玄宗在位时任用的宰相，如果考察一下他们的出身，大致有两类，一是边帅，出将入相，这种情况后来被李林甫杜绝；二是门第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本，如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等，他们不可能在朝廷形成大的势力，搞点儿小团体可以，搞成凌越于皇权的朋党势力都不行。
所以，尽管后来李林甫、杨国忠等人专权自恣，还是都要讨好玄宗，都要看唐玄宗的眼色行事。
李氏诸王也常常是祸乱的根源，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政变中被人拥立为帝，成为对皇权的直接威胁。唐玄宗即位不久，根据姚崇的建议，命诸王外任刺史。如开元二年六月，以宋王李成器兼歧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虢州刺史等。
唐玄宗把亲王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这种约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这样的制度下，身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时亲赴诸王住处，赐金分帛，都不过是掩盖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纱而已。从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夺位以来，唐朝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常与北门禁军有关系。
唐玄宗非常注意对北门禁军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军，当王毛仲权势力过高时，又及时撤消了他的兵权，把他流放。接着任命“淳朴自俭”的陈玄礼为禁军将领。陈玄礼对唐玄宗忠诚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禁卫军没有发生过类似过去参与宫廷政变的行动。
在防范政变方面，唐玄宗用心极细。他注意到在历次政变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参与其中。这些人与朝官相勾结，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说天象吉凶，为一些人谋反篡位制造舆论，还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出入达官贵人之家，传递情报和消息。
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禁止百官与僧道交往。诏书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事涉左道，深斁（败坏）大猷（道术）”因此，“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说的是谁家有婚丧之事，需要请和尚道士设斋念佛，必须向州县打报告，指定人数。违犯者，御史台和金吾卫可以随时抓人。
在防范政变、巩固皇权的各种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唐玄宗的心里便产生了强烈的安全感。从唐朝建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统兵的将军发动叛乱的严重事件，没有前车之鉴，不太容易产生后顾之忧。
不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历史，由边将发动叛乱成功的例子也极少，改朝换代要么是农民战争，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窝蜂地涌进中原，而由一位边将举兵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可能是他对安禄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敢放手让那些蕃将常任久戍，拥强兵保卫帝国的边境。
这才是唐玄宗一直无条件信任安禄山的内在原因，没有发生的事情，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发生，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才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晚年唐玄宗好大喜功，内心极度膨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偏偏唐玄宗选择性的失明，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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