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虎子，从造型、陶质和土垢、土锈来看，应该是战国晚期抑或是西汉早期的灰陶虎子。”
张天元一边观察，一边低声对欧阳晓丹说道：“这玩意儿，只顾着从赝品的‘百万军中’去寻觅一批又一批‘高精稀’陶瓷器的人，是不屑一顾的。关注历史文化的人，却视其为可遇而难求的真古董。”
“你不会真要买吧？”
欧阳晓丹忍不住问道。
不管这是不是陪葬品，在欧阳晓丹看来，买这种东西总感觉怪怪的。
“那是你不了解啊，我闲时偶然翻读到一本杂志，其中有篇不长的文章说到了虎子。
文章写道，元人陈芬作《芸窗私志》，其中提到有人问瑶卿：‘溺器而曰虎子，何也。’
瑶卿回答：‘神鸟之山，去中国二十五万里，有兽焉名麟主，服众兽而却邪。此**溺，则虎伏地仰首，麟主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国制溺器曰虎子也。’
虎子竟然是‘百兽之王’的溺器，当真的神乎其神，自然便想着有朝一日，能有一只把玩于股掌之上，也是件快乐的事。”
“神经病啊。”
欧阳晓丹真是无法理解张天元的这种思维。
张天元却有自己的看法。
这种东西，听着不怎么文雅，但却是很罕见的艺术品，就算自己不用，放到博物馆里去展览，也是相当不错的。
顾名思义，虎当然便指的是老虎，虎子者，老虎生的小虎也。
但这里所说的虎子，却并非就是老虎之子。
不妨让我们回味一下《芸窗私志》所说到的虎子。
中国的道教理论认为，麟和虎皆为祥瑞之兽。
虎大王是八面威风的，竟然会俯首贴耳，伏地张口为麒麟接小便，足见，麒麟的威风，又远在它虎大王之上了。
于是权势显赫者为显赫自己的威严，便学着麟主的作法，制造出来个虎形溺器，称之为虎子，以表示自己身份地位之尊贵，如麟主一般之高高在上。
据典籍载，最早借着“麟主溺虎”的传说造出虎子来的，是春秋战国时人，有陶虎子、青铜虎子、漆器虎子，花色品种不少。
1980年湘南五里牌三号战国墓，就出土了一件彩绘漆虎子，作卧伏状，黑漆彩绘，饰云气纹，有四足，头为圆筒状，造型生动，纹饰拙朴典雅，闪烁着楚文化的熠熠光辉。
不过，考古工作者在长期的考古发堀实践中，发现过新石器时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黄土仑文化都有与虎子相似的陶器，但并非就是虎形。
于是，学者专家们有的认为是溺器，有的则认为不是，于是来了个折中，称之为兽子。
但有的如商周黄土仑文化兽子，长不足10厘米，高不足6厘米，容积如此之小，一定要称其为溺器，容量未免太小，恐怕确乎是不怎么得当的。
即便如有的学者们所说，是‘洗手时淋水的’器具吧，远古时期，蒙昧原始，纤秀小巧若此，用来浇水洗手，恐怕还‘文明文雅’得过于早了些时日，未免拔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何况那时‘麟主溺虎’是否流传尚未可知，有点儿像是生生地将它硬塞进‘溺器’的行列的。
由于这虎子上面碎掉了两片，张天元笑着对那摊主说道：“这缺掉的东西呢？”
“您要的话在这里。”古玩商贩一脸的笑，赶忙从大提袋的侧袋中摸出个报纸包包，打开，是两块碎陶片。
他说：“我不磨整一下口，牙牙碴碴的难看……这东西是我在工地上弄到的，那个挖机师傅算是懂得点古玩，他从土中找出来两片碎片，想买的，问起残片来，东西在，可以照着修复。买家不问，我就地扔掉完事……”
他振振有词，张天元却没心思听下去。
残片上有两圈弦线，在虎子口颈上试着一拼合，正好与左上方部位相吻合。
只要这东西不缺少碎片，那么修复起来就会非常容易，对于张天元来说，这当真是小菜一碟。
说老实话，他倒是巴不得这东西碎呢，那毕竟价钱上要便宜不少。
物以稀为贵，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迄今为止，公、私藏品中皆罕见战国和两汉陶虎子，历史文物价值不可否认。
它的别具风采而完美的造型，具有十分突出的艺术价值。
岭南古陶瓷博物馆珍藏着一只汉代陶虎子，是目前所见少数几件早期陶虎子之一，无提梁，前后各有一系。
其四肢亦如战国虎子作奔跑状，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有些皮软无力，四爪不上翘，腿弯曲弧度亦略小，胸、臀不够圆滚，成横卧直筒状，细些观察，似乎少了些我所珍藏的虎子的健美强壮的雄风。
让我们回头看看，典籍是如何记载2000多年前的虎子的吧。
虎子之名最早出现在《史记·万石列传》集解之中，有“苏林曰：贾逵解周官，楲，虎子也”，楲即溺器。《周礼·天官·玉府》提及“掌王之燕衣服祍席床第凡褻器”，此处所说之褻器，东汉著名大学者郑玄为其作注，说其中也包括虎子。
而传说西汉武帝时李广兄弟狩猎，射杀一猛虎，便取其头骨为枕，以示服虎之威；制其形为溺器，以示厌辱其凶。
郑玄作注时没有提及此事，谅是赞同瑶卿的麟主之说而不屑于李广之说吧。
张天元亦以为瑶卿之说更能使人接受，能让猛虎服帖，能征服猛虎，能役使猛虎，表明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这就够了，并非就是要羞辱百兽之王。
悠悠千古，从汉代到魏晋时期，虎子不断地演绎变化，到两晋时的越窑青瓷虎子，当是入了陶瓷虎子的佳境了，面世的接二连三。
仅仅一个小小的镇城博物馆，就有两只两晋青瓷虎子，双双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身价不可谓不高。
正是因为虎子从诞生之日起，不单铭刻着自高的印记，且从来就披着贵族化的面纱；真是一路风风光光，市井百姓是无缘消受得起的。
两晋以后，如陆建初在《古陶瓷识鉴学》中所云：“故比及两晋，越窑青瓷工艺即向制器尚用回归，如夜壶渐隐去虎形，罐不再鹰饰，砚亦不复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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