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火车站和街上的岗哨一直都没有撤去，炮楼的射击孔也是支起了黑洞洞的机枪盯着空无一人的大街，附近的百姓怕惹祸上身，也不敢到洋行和车站附近触霉头。
庄永璞给门口的卫兵亮出了良民证，日本哨兵看了一眼证件，随后就放行了。
王志胜的父亲曾在火车站做过“大把头”，在枣庄城北有个老宅，今年初，王志胜回来靠父亲积累的威望做了“二把头”，也将家从陈庄搬到了这座老宅。
老宅坐落在一个僻静的小巷子里，庄永璞因看不上王志胜总是点头哈腰地给日本人跑腿，很少到这里来，接连问了几户人家才找到。
黑色的木门紧紧地关着，门上的对联已经褪了色，残缺的纸上写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四周翘起的纸头在风中瑟瑟发抖。
庄永璞上前敲了敲门，不一会，王志胜那张大方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一看是他，赶忙开了门，笑道：“庄哥，你怎么来了？”
庄永璞边跟着王志胜进了院子，边走边问：“鬼子把你抓去，没什么事吧？”
“可别提了，庄哥，这回可吓得不轻，我都差点回不来了，到屋里我给你细说。”语气里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意思，反而有些兴奋和得意。
两人进了屋，王志胜搬来个板凳，拎起茶壶给庄永璞倒了碗茶，便打开了话匣子：“那天被日本人拉走之后，到了宪兵队，我们都被扣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铺满了沙焦猴子（烧过后的煤渣），走起路来咯吱咯吱的硌脚。
鬼子兵手里都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直接让大家跪在沙焦猴子上，那阵势可吓人哩！由于我是二头，所以鬼子就把我先叫了出来，我进到屋里，鬼子宪兵队长守岛正信就坐在椅子上，旁边站了个翻译。
守岛问我：‘你的，二头的？’
我点点头，回答：‘是。’
他又问到：‘洋行的事，你的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守岛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你的二头的，洋行常常的在，这事你一定的知道。’
我觉得这事不能硬来，所以我就缓和了语气，很无奈地摊开手：‘太君，我那天晚上活干完的早，很早就回家了，没在洋行，也没在车站上，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干的呀！’
他刷地从腰里抽出东洋刀，把刀架到我脖子上：‘你的二头的，不知道，要杀了杀了你的。’我当时眼睛一闭，心想，这回可能真交待在这了。
可是鬼子的刀并没有砍下去，我就想鬼子肯定没有查出是怎么回事，所以不可能轻易杀我，只是在吓唬我哩！我心一横，就苦笑着摇摇头道：‘太君，我真的不知道。’
守岛怒气冲冲地收起刀，向外面‘咕噜’了一声，然后进来两个鬼子，手里拿着绳子，看起来是要对我动刑。
我的脑子快速地转着，想到金山并没有死，是我把他送到医院的，我灵机一动，就对着鬼子说:‘太君，我说了你也不信，我请求太君打电话问问三掌柜金山，你就明白了。
出事那天早上，是我最早到洋行里去的，也是我最早发现的，我控制着脚行的苦力，没让他们跑掉，也没有破坏现场。
洋行的电话被抢了，是我跑到火车站借电话给宪兵队报告的，也是我打电话叫来医院的汽车，还是我把三掌柜背上汽车送到医院的。如果洋行的事是我做的，我早就跑了，我怎么会第二天大早去洋行？
这些事，你可以打电话问问金山掌柜。’
守岛似乎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立刻拿起电话打了起来，我隐约听着接电话的是金山。他们‘叽里咕噜’地说了好大一阵，大鬼子放下电话后，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笑着说：‘你的好人大大的，三掌柜说，你的很好，好，你的回去，没有你的事。’
就这样，我就出来了，因为其他人都要被审问，我又是二头，所以我只能一直在外面等着，等所有人都被问过话，一一放了出来，我这才回来。”
庄永璞看王志胜讲的惊险，也不禁为他捏一把汗：“幸亏三掌柜仗义，不然你这次不死也得扒层皮！平安回来就好，那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啊？还继续在洋行里干吗？”
王志胜回道：“等等看吧，我也还没想呢！这次帮了三掌柜这么大忙，他不得更器重我嘛！还有，大掌柜和二掌柜都死了，金山不就变成了大掌柜了，那以后洋行的事还不是咱说了算了！
老庄哥，以后洋行来了什么新货，我都给你留点。”
庄永璞看了看王志胜的得意的样子，满心满脸的鄙夷：“我可不要你给我走后门，你也别想这么简单，死了两个掌柜，你就敢保证日本人不派新的掌柜来？出了这么大的事，以后鬼子肯定重点对洋行进行警戒，你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样自由进出了。”
王志胜内心赞同，但是不动声色地说：“不能吧！宪兵队长都说我是好人大大的。”
庄永璞不想再跟他纠缠，就又说道：“日本人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你多留意留意他们新的人事安排，别到时候让日本人耍了，我平常都在火车站，有什么事，来知会一声，也好有个照应。
好了，不说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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