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外，一处破败的打谷场上，正上演着一场别开生面的“童匠议事会”。
一群衣衫褴褛，脸上还带着煤灰的半大小子，围坐在几块石头周围，气氛那是相当的热烈。
“我说沈六郎，你这又是搞的哪一出？一天天的，消停点儿能咋地？”一个胳膊上满是烫伤疤的少年瓮声瓮气地问道。
沈六郎，一个瘦得像麻杆似的十二岁少年，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正儿八经地清了清嗓子：“柱子哥，格局小了不是？咱现在要搞‘技术自治’，懂不？以后自己的饭碗，自己说了算！”
“啥玩意儿？技术…啥？”柱子哥挠了挠头，一脸的茫然。
“就是以后谁家的灶台坏了，谁家的水车不动了，咱们自己修！不求人！”沈六郎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但前提是，咱们得会写字！”
“写字？！”底下一片哗然。
在这个识字率堪比中彩票的年代，让这群连饱饭都吃不上的孩子写字，简直是天方夜谭。
“六郎哥，不是我说你，咱能现实点儿不？认几个字有啥用？能当饭吃啊？”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弱弱地问道。
沈六郎神秘一笑，从怀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这是啥？炭纸笔记本！阿阮特供！用废煤膏做的，便宜又好用！以后咱们就用它来记录！来学习！”
原来这阿阮是沈六郎的远房亲戚，在长安东市的药铺当学徒。
这丫头机灵得很，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废煤膏，又琢磨出了这炭纸笔记本。
“而且，我还要你们每个人都学会写一句话。”沈六郎提高了嗓门，目光炯炯地扫视着众人，“‘我知道怎么修好它。’”
底下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嫌难，有人嫌累，还有人觉得简直是浪费时间。
一个瘦骨嶙峋的孤儿，名叫狗蛋，怯生生地举起了手：“六郎哥，我…我试试。”
接下来的半个月，狗蛋像是着了魔一样，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对着那块炭纸，一笔一划地练习。
他没钱买笔，就用树枝蘸着墨水在地上写，写满了再用脚抹平，一遍又一遍。
狗蛋之前受过伤，右手有点不利索，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蚯蚓一样。
但他没有放弃，每天都坚持练习，直到手指磨出了血泡。
终于有一天，他颤颤巍巍地举起那块炭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修的灶，不会炸。”
虽然字迹稚嫩，但却充满了力量。
“我修的灶，不会炸！”沈六郎看着狗蛋写的字，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件事很快传开了，像星星之火一样，迅速在各地蔓延开来。
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了“识字灶台班”，一边修炉子，一边学写字。
他们用稚嫩的笔触，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妈妈咳嗽是因为烟管弯了。”
“官发的炭太湿，烧不着。”
“我想学做压力阀。”
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话语，却蕴含着改变世界的渴望。
阿阮趁势推出了“炭纸笔记本”，封面上统一印着一行小字：“这不是圣旨，这是我说的话。”短短一个月，全国流通超过十万册。
汴州刺史之女杜君卿，听闻此事后，敏锐地意识到这其中的价值。
她博闻强记，将各地儿童的笔记收集起来，编成了一本名为《稚言录》的书。
她甚至暗中联络南北的技术团体，想要将这股力量整合起来。
在“民火参议局”的年会上，杜君卿将《稚言录》呈了上去，请求设立“童声旁听席”。
柳奭当场就笑了出来，那笑容，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黄口小儿，安知政事？”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多地爆发了“娃娃请愿”。
孩子们举着写满建议的炭纸牌，聚集在衙门前，高呼：“我们要说话！”
场面那是相当的震撼。
就连一向保守的崔琰也站出来支持：“他们不说虚话，只说烧饭的事。”
李承乾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阻止，反而下令民生司所有公文必须附“童解版”——用简单的文字和图画重述政策。
有官员抗议：“有失体统！”
李承乾只回了一句：“你家孩子看得懂‘赈济拨款’四个字吗？”
这问题，简直是灵魂拷问！
几天后，某县令依样发布了《炭配通知童解图》，结果百姓第一次全员按时领取，无一错漏。
更有幼童指着图纠正自己的父亲：“不是每天两斤，是‘晴天一斤，雨天两斤’！”
一时之间，民间戏称：“太子教娃识字，皇帝还得补课。”
裴行俭奉命调查“童声干政”是否逾矩，深入乡野，却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了。
在一个破旧的村塾里，老先生正教孩子们画“理想灶台”。
一个六岁女童画出了一个带自动熄火装置的炉子，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睡着了，火自己会停。”
裴行俭的心头猛地一震。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也曾梦想改变什么，却被父辈告诫：“莫议上事。”
他悄然取走了几张作业纸，返京后没有交给政敌，而是悄悄地放入了皇帝案头的《参议局摘要》中。
那一夜，长安城的月亮格外圆。
夜幕下，皇帝看着那几张稚嫩的图画，久久不语。
突然，他抬起头，对着身边的太监轻声说道：“去，把裴行俭给朕叫来。”
秋祭前夕，长安城的空气中弥漫着一阵淡淡的烟火味，国子监外的景象更是让人心头一震。
三百名少年整齐列队，身着统一的麻布长衫，举止端庄，每人手中都捧着一本《民生志·童注本》，封面上的稚嫩笔迹如同颗颗明珠，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他们没有呼喊口号，只是静静地翻开书页，清亮的声音开始穿透宫墙：“火无私照，何须塑我形……”这声音如同一股清流，洗涤着每个人的心灵。
太极殿内，李二放下手中的茶盏，眉头微皱，目光锐利地扫过身旁的近侍：“这是谁准的？”无人敢应答，殿内的静谧似乎更添了几分紧张。
而在终南山下，李承乾正将最后一卷《系统遗录》封入石匣，仔细地埋入新建的“五感碑林”中。
他的动作缓慢而庄重，仿佛在与某种无形的力量告别。
起身时，一个小盲童摸索着跑来，手中捧着一块温热的红薯，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叔叔，这是我用新灶烤的。”李承乾接过红薯，轻声道：“谢谢……老师。”远处，风铃轻响，宛如无数未署名的手，正一笔一划，写下这个时代的真名。
国子监外，童声未歇，长安城内外已有数十家私塾自发开设，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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