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年，罗马的附属国国王拉贝尔二世·索特（Rabbel II Soter）去世。
这一事件可能促使罗马吞并了拿巴泰王国，但吞并的具体方式和正式原因尚不清楚。
一些铭文证据表明，这可能是一场军事行动，由叙利亚和埃及的部队参与。
已知的是，到公元107年，罗马军团已经驻扎在佩特拉（petra）和博斯拉（bosra）周边地区，这一点从埃及发现的一份纸莎草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
罗马人占领的最南端地区是赫格拉（hegra），距佩特拉300多公里（约190英里），并且采取了在沙漠关键地点设立驻军的政策。
这一地区后来成为阿拉伯省（Arabia petraea，现代约旦南部和沙特阿拉伯西北部）。
在此期间，罗马人修建了从艾拉（Aila，现在的阿卡巴）到博斯拉的罗马大道（Via traiana Nova）。
拿巴泰王国是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最后一个附属王国，这次吞并意味着罗马东部的整个地区已经实现了省化，完成了自弗拉维王朝（Flavians）以来逐步实行直接统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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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3年，图拉真（trajan）开始了他最后一次军事远征，这次战争是由于帕提亚（parthia）决定将一个无法接受的国王扶上阿美尼亚（Armenia）王位所引发的，而自尼禄（Nero）时期约五十年前开始，罗马与帕提亚这两个大帝国就共同在阿美尼亚享有霸权。
图拉真在113年初已经驻军叙利亚，并始终拒绝接受帕提亚方面为和平解决阿美尼亚问题而提出的外交接触。
由于现存的关于图拉真帕提亚战争的文献片段不全且散乱，因此很难为其事件赋予一个清晰的背景，这也导致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确切经过和最终目的的长期争议。
现代历史学家提出，图拉真决定对帕提亚开战可能出于经济动机：在吞并阿拉伯（Arabia）之后，图拉真修建了新道路——新图拉真大道（Via traiana Nova），该道路从博斯拉（bostra）通向红海的艾拉（Aila）。
这意味着波斯湾的查拉克（charax）成为唯一一个不受罗马直接控制的印度贸易路线的西端，而这种控制对于降低进口价格以及限制罗马与远东贸易赤字所造成的贵金属流失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查拉克与罗马帝国有贸易往来，因为在当时的帕尔米拉（palmyra）铭文中，详细记录了帕尔米拉商人与查拉克商人的互动，铭文中提到多个帕尔米拉市民因在查拉克担任职务而受到表彰。
此外，查拉克的统治者当时可能还控制着巴林群岛，这为罗马进一步扩展霸权至波斯湾提供了可能。
（一位帕尔米拉公民在图拉真死后不久被任命为巴林岛的总督，尽管这一任命是由查拉克的帕提亚国王做出的。）
图拉真发起这场军事行动的背后，可能是为了打破帕提亚对小型闪米特（“阿拉伯”）城市的控制，从而将远东的贸易路线纳入罗马控制之下。
在他征服达契亚（dacia）时，图拉真曾依靠叙利亚的辅助部队，这些部队的退伍军人和叙利亚商人在后来的达契亚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招募了帕尔米拉部队加入自己的军队，其中包括一支骆驼部队，因此，图拉真显然是在争取帕尔米拉的支持，以实现最终吞并查拉克的目标。
甚至有学者推测，图拉真早在征服阿美尼亚时，就已决定吞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否则帕提亚可能会干扰波斯湾的贸易流通，或在罗马的丹尼比乌斯（danube）边境挑起事端。
然而，其他历史学家则反驳这一动机，认为所谓帕提亚“控制”远东海上贸易路线的说法，充其量只是推测，并且是基于对中国史料的选择性解读——通过帕提亚的陆上贸易似乎并未受到帕提亚当局的干扰，且完全交由私人企业处理。
第二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活动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生活在罗马帝国内外的民族都参与其中，没有证据表明罗马帝国对此有统一的政策。
与养恤金制度（alimenta）类似，学者们如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和保罗·韦内（paul Veyne）认为，认为图拉真战争背后存在外贸政策的观点是过时的；根据这些学者的看法，罗马领导人对远东奢侈品贸易的关注——除了收取关税和赋税——主要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因为当时的罗马风俗对奢侈品的“软弱”表示反感。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罗马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可能在交换贵金属的数量上更为平衡：其中一位关于罗马黄金外流的来源——普林尼·小（pliny the Younger）的叔叔普林尼·大（pliny the Elder）——曾描述恒河平原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来源之一。
因此——在一本关于罗马经济的争议性着作中——芬利认为，图拉真对帕提亚的“错误计算且代价高昂的进攻”，是罗马“商业战争”的一个例子，这些商业战争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仅存在于现代历史学家的书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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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是由领土吞并的诱惑和声望驱动的，这是卡西乌斯·狄俄（cassius dio）所归因的唯一动机。
就税收征收而言，尤其是对所有进入罗马帝国的商品征收的25%的税（tetarte），可以说图拉真（trajan）的帕提亚战争具有“经济”动机。
此外，东方征服的宣传价值也不容忽视，这将模仿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的征战方式。
事实上，来自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的使节可能曾参加过达契亚战争的纪念仪式，这可能激发了一些希腊-罗马知识分者，如普鲁塔克（plutarch）——他曾写到征服印度只需70，000名罗马士兵【citation needed】——以及图拉真周围的一些亲密伙伴，对通过重现马其顿式的东方征服而获得战利品的梦想。
此外，图拉真可能还想通过制定雄心勃勃的征服蓝图，来强化自己类似神只的地位，就像他通过货币和纪念碑与赫拉克勒斯（hercules）建立的联系一样。
另外，有可能图拉真支持扩张主义政策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西班牙保守派参议员圈子，他们致力于推动帝国扩张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全能的李基纽斯·苏拉（Licinius Sura）。
或者，也可以解释为，罗马帝国原则上是无限的，图拉真只是利用了一个机会，使思想与现实得以契合。
最后，还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图拉真的最初目的纯粹是军事和战略性的：确保罗马帝国更易防守的东部边疆，沿哈布尔河（Khabur River）穿越北美索不达米亚（Northern mesopotamia），以便为罗马控制的阿美尼亚提供保护。
这一解释得到了支持，后来的所有罗马对帕提亚的战争，都是为了在帕提亚本土深入建立罗马存在。
有可能，在图拉真年轻时作为执政官的军旅生涯中，他曾亲身经历与帕提亚的接触；因此，他的任何战略视野都基于对与帕提亚作战所需战术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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