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国内才同意恢复给每个学部的每月100块钱津贴。而且还是从今年7月份开始执行。
这个待遇也太低了。”
国内90年代初的这个时候，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收入，明显低于体力劳动者。这就是脑体倒挂的现象。这也是这个时代出现的。
“嗯，这种津贴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质的。
阿琳，今年是评选学部，或者就像现在提的建议，以后都改成院士。我觉得就算是今年评不上学部，以后咱俩肯定也会当选为国内的院士的，那将来咱们俩人也会有这种津贴。”
未来，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者，是会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然，这个院士身份也肯定不在话下。
进入5月份以后，世界上经济方面变化最大的，是在日本。
因为5月份开始，日本的《地价税法》正式出台。
去年日本股市崩盘，东京股市迅速暴跌至1990年10月的20,000点以下，短短10个月内跌幅近50%。股市崩盘迅速传导至房地产市场，1991年东京圈商业地价出现断崖式下跌，单年跌幅达15%，彻底逆转了持续36年的上涨趋势。
更为致命的是，信贷紧缩导致开发商的资金链断裂，大量在建项目烂尾，形成“半拉子工程”遍布城市景观的独特现象。
而几乎与此同时，1990年北美进入房地产周期性衰退，房价急剧下跌，到北美购买不动产的日本企业都折损了一半以上，同时造成日本国内地价与房价下跌。
这又在日本社会催生了谴责“房地产泡沫”的呼声。
在社会共识的急剧转向中，日本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舆论将房地产业描述为“吞噬实体经济的癌变组织”。
主流报刊如《朝日新闻》则带头批判房地产“抽干了制造业的血液”，将“产业空心化”归咎于房地产。社会活动家甚至发起“反不动产运动”，称炒房者为“国.贼”，要求政府对持有空置房屋者征收“惩罚性重税”。
之后，日本舆论还推出一种“地产崩溃后资金流向制造业是好事”的说法，1992年《读卖新闻》社论提出着名的“鲸落理论”，称“房地产泡沫如病入膏肓的巨鲸，沉没才能滋养实业之海”，此言被人称为“一鲸落、万物生”。
这又是小日子的一个非常奇葩的理论。
现实情况恰与之相反，房地产低迷后，所谓的“万物生”从没有出现过，日本制造业投资反而萎缩了28%，创新研发停滞了10年之久。
对于这个理论，后来季宇宁在媒体上也针对性的提出了“鲸落二十年”的理论。这个创造性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提前判断出了日本的“失落的二十年”。
媒体合力推动起要求政府“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的强大舆论共识。这种共识主要源于两个关键认知：首先，日本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产价格已严重偏离经济基本面，东京皇居地块的理论价值一度超过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这种明显荒谬的估值引发了广泛担忧。其次，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泡沫经济加剧了社会不公，年轻家庭被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引发代际矛盾日益尖锐。
1991年1月，日本制定并通过了《综合土地政策推进要纲》，提出了加强土地税收和加强对土地的合理评估。
1991年4月，日本税制调查会总结提交了题为《土 地税制改革的基本课题》的咨询报告，提出“土地税制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5月，《地价税法》正式出台。
前世，紧跟着，在8月份，特别土地保有税在原本地方税法的基础上进行强化修正。
地价税的出台和特别土地保有税的强化处于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的初期，因此税负即使不重，也加快了持有者抛售土地。
具体来看，新增土地税负内容包括：1）计税依据是土地价值，税率 0.3%（第一年0.2%）；2）唯一住宅免税，但超过 1,000 平征税；3）三大都市圈特定土地征税（保有10 年以上）；4）遗产税计税依据从市价的50%提升至 80% 等。
日本房地产从1991年起持续低迷了约22年，最低时东京房价不足历史峰值的一半，日本制造业也因需求减退而陷入困境，股票市场长期处于低谷，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而此时的季宇宁，已经从小日子身上捞足了。
拜这两年小日子的股市和楼市所赐，1991年5月，他的麒麟系企业已经几乎相当于一个日本的财团规模了，也就是资产达到上千亿美元了。
这让小季同志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他已经不太关注钱这个东西了，此时他更加关注的，是日本在这两年的应对措施。
在他看来，日本央行选择此时强力紧缩，在时机把握上存在严重失误。1987年全球股灾后，日本应北美要求，推迟加息以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导致错过了最佳政策调整窗口。到1989年，泡沫已经渗透到经济的各个角落，此时采取激进紧缩，无异于对重病患者实施“休克疗法”，是会致死的。
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成员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们高估了经济的承受能力，也低估了资产价格下跌的自我强化效应。”
政策操作的技术层面同样存在严重问题。日本央行在加息节奏把控上过于激进，短短18个月内加息350个基点，且未对商业银行提供足够的过渡期。
同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同时发力，造成政策叠加效应远超预期。日本银行体系因“窗口指导”传统而对央行指令高度敏感，一旦政策转向，银行便全面收缩房地产信贷，甚至对优质客户也大幅提高授信标准。
1991年楼市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的危机应对更是雪上加霜。
当市场最需要流动性支持时，日本大藏省反而在1991年推出两项加重市场负担的税制。地价税（0.3%的持有税）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同时将短期交易所得税率提高至10%。
这些措施本意是抑制投机，但在市场自由落体阶段推出并实施，直接导致持有成本激增，迫使更多投资者恐慌性抛售。东京大学教授吉川洋的研究指出，1991年开始新增税收政策相当于在经济衰退期实施财政紧缩，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危机应对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到了5月底，季宇宁的视线，又从日本转回到了国内。
因为国内的江淮地区已经开始出现连续长达一周的大暴雨。
季宇宁心里明白，前世1991年国内最大的自然灾害，那个华东水灾已经来临了。
1991年，副热带高压出现了“反常”，比常年早20天即于5月中旬末北跳到北纬20～25度之间，使得江淮地区也提前进入多雨期。这个高压不仅提早北跳，而且强盛稳定，加上1991年5～7月北方冷空气活动也很活跃，频繁地与暖湿气流交汇于江淮地区，从而造成了这一带持续性的大暴雨。
在气象学中，把每年5～7月长江中下游的降雨称为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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