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未尽，星城市的清晨却已略带燥热。
一早，李一凡站在星城市委大楼的落地窗前，目光越过云层与高楼，看向正在迅速扩张的东城区生鲜仓配园。那是星城市今年新设的“即时消费基础设施试验区”，也正是他为即将到来的平台之争埋下的一颗棋子。
“走到这一步，美团不可能不有所察觉。”他低声说。
身后，市委秘书长梁国涛轻声附和：“确实如此。过去一个月，美团在我们这边的投诉率下降了，但订单集中度大幅提高，部分中小餐饮商户已经开始抱怨流量被集中压制。”
李一凡转过身，眼中已有锋芒：“京东要进，平台战打响是迟早的事。可不能让‘消费通道’被别人拿捏了。”
这场关于“外卖”的战争，表面看只是民生便捷，实则早已超出一顿饭的范畴。
李一凡的动作并非无根之水。
早在年初，凡星投资便完成了对京东本地生活板块的战略入股，成为其外卖业务——“京东秒送·餐饮链”在星城市的最大地方战略伙伴。而星城产投集团也同步介入了配送仓储建设、骑手招聘与社保共担项目，真正做到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
而最重要的是——他清楚，美团在潇湘的扩张，早已动摇了星城市本地消费生态的根基。
“美团是在挤压城市的消费边界。”这是李一凡私下对副市长陈启明说的一句话。
什么意思？
城市居民的饮食、出行、消费行为，被平台算法精准掌握；小商户的客源、价格、库存，受平台控制；骑手——这群基层劳动者，既是流动性最大、也最易被资本压榨的群体，他们的命运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物流效率和民生温度。
而当这一切被一个“超级平台”垄断，城市的自主调控能力、财政依附比例乃至基础民生，都将受到隐形钳制。
“我们不是为了打赢外卖，而是为了守住城市的消费主权。”李一凡的话掷地有声。
就在当天下午，星城市政府联合京东召开了一个闭门会。
参会的，除了京东本地业务负责人，还有凡星投资派出的代表、星城产投的总经理，以及李一凡特批成立的“即时消费生态工作专班”组员。
会议一开始，李一凡就提出两个关键词：“算法重构、规则重设”。
“如果我们的配送时间、价格补贴、餐饮流量，都是被别的城市决定的，那这还算不算地方治理？”他冷声问。
京东负责人连忙点头：“书记放心，这次我们不仅带来的是‘0佣金’和‘五险一金’的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把‘即时订单调度系统’的数据接口开放给政府监管。”
这在行业内无异于一记重磅炸弹。
多年来，平台的算法调度一直是外卖战的“黑匣子”——送的是订单、调的是人力、压的是时间、藏的是利润。
平台口中“智能调度”，在现实中往往演变成压缩配送时限、强制赶单、暗中罚款，最终苦的只有骑手和小商户。
李一凡盯着京东代表：“你们能不能做到，把这套算法架构，在星城本地‘平台—政府’之间设一扇透明窗？”
那人迟疑了一下，随即点头：“如果能换取星城市的支持，我们可以设立一个‘政府数据共管通道’，调度逻辑、异常订单、骑手超时率都能定向同步到平台共建工作组。”
这一下，参会的星城市发改、市场监管、交通、数据办几位部门负责人都动容了。
如果这件事真能落地，星城市就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将即时配送平台纳入“政府共治”体系的城市，从此平台不再是“数字法外之地”。
李一凡缓缓颔首，却没有急着拍板。他看向凡星投资总经理顾立远：“你怎么看？”
顾立远答得干脆：“这不是烧钱换市场的问题，是在写行业标准的第一稿。谁先写，谁就能在未来十年掌握定价、定责、定规的主动权。”
李一凡道：“很好，那就从这次开始，凡星作为唯一地方资本方，代表星城市参与京东外卖业务在潇湘的全周期过程监督。平台行为不能脱离本地产业治理框架。”
这句话一锤定音。
次日，“星城市—京东本地生活共建办公室”悄然挂牌，设在星城市政务服务中心东侧的一间新装修办公室内。
这个小小办公室，一开局就掌握了两项关键权限：
一是调度算法可视接口；二是星城市对平台补贴政策的匹配审批权。
没几天，美团的区域经理就嗅到了不对劲。他们发现，京东秒送的订单量暴涨得诡异，尤其在岳麓、天心和芙蓉三个核心商圈，京东不仅上了三位数的流量补贴，连骑手招募也开出了“日封顶补贴+周保底绩效”。
更要命的是，京东在星城市推出了一项“协作骑手”政策：
只要愿意加入星城市“即时就业专项档案”的骑手，由凡星出资为其垫缴五险一金，并享受市政骑手驿站免费休息、免费热水、全天电动车换电等福利。
这简直是“平台+政府+资本”三方联合围剿。
美团区域负责人立刻将情况上报北京总部。一天后，美团立即宣布在潇湘全省推行“服务商改革”，表面是下放管理，实际上是转移社保责任，切断工伤风险。
而李一凡这边，则直接让星城市数据资源局给出了意见：凡未明示骑手社保方案的平台，将无法接入本市统一骑手信用档案体系，并在星城高频场景（如医院、商圈、学校）内降低搜索展示频率。
换句话说，美团如果不改，就会被限流。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国媒体的注意。
短短两周内，财经、It、社会类头部账号相继发文，《星城市试点外卖平台共治机制》《骑手也有“编制”？》《即时配送不再是资本的无人区》等评论刷爆社交平台。
而真正的高潮，则是在李一凡亲自主持的一场闭门汇报会上到来。
星城市数据办负责人带着一份刚刚跑完的骑手轨迹分析报告，语气激动地说：“书记，我们调取了过去一个月京东与美团骑手的轨迹数据。美团在配送路径上‘压缩时间带’明显，三成订单存在时间不合理压迫；而京东尽管配送时效略慢，却事故率下降了近一半！”
李一凡点头：“那就下一步，推动‘算法备案制’。”
一语惊人。
“任何外卖平台在本市接单调度，其算法必须向市数据资源局备案；涉及高风险骑手调度场景，必须提前标记并作出人工干预预警。”
这是全国第一次，地方政府试图将“算法”这一隐性控制权，纳入显性治理流程。
而背后，站着的则是李一凡主导的“城市算法治理实验室”——一个几个月前悄然成立，却尚未公开的影子团队。
美团坐不住了。
他们迅速派出高层前往星城，提出“愿与政府共同建设骑手权益平台”的合作意向。但李一凡只淡淡回了一句：
“规则我们已经开始写了，欢迎你们加入，但我们不会等你们。”
京东的反应更快。4月初，刘强东亲自穿外卖骑手服、骑电动车送外卖、与星城五十位骑手一起吃饭的照片刷遍全网。“老东送外卖”的视频在星城市政务号上点击突破千万次。
而就在这场“舆论狂欢”背后，李一凡悄然签发一份“专项产业引导资金调拨通知”：
星城市将为“即时配送场景数字治理”专项提供5000万元资金扶持，用于支持算法安全、骑手社保、平台治理三大方向，由凡星投资牵头执行，数据办、交通局、发改委三部门联合监管。
午后，阳光正好。市委会议室外的走廊上，李一凡独自站着，看着骑手在楼下小广场的训练演练。
“外卖，是战场。”他低声自语，“不仅是民生的战场，更是产业治理的第一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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