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星城市的雨季尚未结束，但李一凡的思维已远超一城一地的格局。
省委办公厅刚刚收到政务院办公厅一份转文，来自中央网信办、大夏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委联名：
《关于征求城市平台治理标准体系建设意见的函》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征求意见稿，而是一场中央正式启动“全国平台治理制度框架”的开端。
“李书记，这是你之前送交的《星城市平台治理标准》被采纳后，各部委协调出的初步框架方案。”省发改委主任张廷山将文件小心地放在李一凡桌前，言辞郑重。
“中央打算在三个月内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治理体系样本。希望我们潇湘能够率先试点。”
李一凡轻轻颔首，目光锐利：“那就给他们一个国家级试点的样板。”
“我们不能只是地方创新，更要成为国家规则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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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内，市委常委会扩大会临时召开。
会议由市委书记李一凡亲自主持，市长陈启明，市委秘书长梁国涛，政研室主任罗文远，以及分管科技、数据、交通的副市长悉数到位。
“今天不讨论哪一家共享平台做得好，而是讨论我们的制度能否抵御未来五年可能出现的产业结构冲击。”
“我们要的不只是试点，而是星城市成为国家级治理平台的样板。”
“谁来主导标准制定，谁就能主导资源流动，进而主导技术、资本、制度的未来形态。”
众人听得心头一震。
罗文远第一时间响应：“我建议尽快启动‘星城市城市治理平台法治化与标准化推进专项’，并成立由您亲自挂帅的领导小组。”
李一凡没有犹豫：“好，我来挂帅，陈启明同志任常务副组长，罗文远任执行秘书长，组织五个专项小组，三十天内完成初稿。”
“标准体系以平台治理为核心，围绕数据属地化、责任分级、押金监管、接口归国、算法透明五项核心展开。”
“凡星集团、联通星云研究院、中南大学城市治理研究所全部纳入智库协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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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李明杰也在暗中展开全国布局。
这一天，凡星集团四九城办事处的灯一直亮到深夜。
负责平台投资线的副总经理林泽涛正主持一场会议：
“目前，我们已与南京、重庆、成都、合肥等八座城市的交通委和政务信息中心建立接洽机制。”
“我们的目标不是投车，而是投标准，谁能跑在前面形成标准样板，未来谁就拥有制度主导权。”
李明杰靠在沙发上，语气冷静：“明白，别急着做项目，要先做‘政商桥梁’。”
“拿下标准制定权，才能卡住全国平台公司必须接入我们的系统。”
林泽涛点头：“已经在筹备全国城市治理论坛，建议由星城市委联合大夏发改委共同主办，地点就放在潇湘。”
“我们可以邀请一批标杆城市参加，共同起草‘大夏共享经济治理星城共识’。”
李明杰眼中闪出精光：“这就对了，凡星不只是投资机构，要成为制度经济体的支撑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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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钟秧政研室正式向政务院推荐潇湘省为全国平台治理综合试点省份。
星城市则被明确列为首个城市级平台治理“标准模板城市”。
当天，芒果新闻频道、《大夏日报》、人民网三大主流媒体联合发布专访——
标题赫然写着：
《从试点到标准：一个中部城市的制度突围》
李一凡的照片稳稳占据版面核心。他那一身深蓝色西装、神情坚定，背景则是星城市政务信息中心灯火通明的夜景。
文章中写道：
“李一凡推动的不只是地方治理创新，而是一次制度体系的重构。”
“他的目标，是让数据、技术、资本都纳入制度轨道，让国家与人民掌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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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边，资本战场风起云涌。
摩拜与ofo正陷入全国投车大战，盲目扩张带来的成本压力与用户退押金潮暗涌已现。
滴滴试图通过并购ofo谋求市场整合，腾讯则不断加码摩拜融资，但双方都未意识到，真正的控制权已不在市场，而在制度接口。
星城市政府率先宣布：
“即日起，所有共享出行平台必须通过星城市平台治理系统进行接入认证，并签署《平台接入协议》。”
“凡未完成数据标准、用户信息对接、资金监管备案的企业，不得在本市运营。”
这一政策出台当天，摩拜与ofo负责人紧急致电李明杰，希望凡星能够协调地方政府“放宽要求”。
李明杰平静回复：“不是放宽，是你们该成长了。”
“这个标准，不是我们制定的，而是国家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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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李一凡受邀前往京城，出席“国家共享经济治理政策协同推进会”。
在这场会议上，他正式提出：
“建议将星城市制定的五项平台治理标准纳入国家制度试行机制，授权星城市为国家级平台治理系统输出城市。”
并由政务院副秘书长亲自点头回应：“报告可列入专项试行议程，请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配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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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李一凡回到京城下榻宾馆，林建国亲自打来电话，语气欣慰：
“你这一步，走得漂亮。”
“这不只是制度试点，而是把握了未来五到十年的技术发展主动权。”
李一凡低声应道：“是您铺的路，我只是顺着制度逻辑，把它建成一座桥。”
林建国停顿片刻：“桥已架好，下一步，是引水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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