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我们提到西夏，很多人往往首先想到的都是它的建立者李元昊，或许也会有人想到它的肇始之人李继迁，但事实上李德明在党项人的历史上同样也应该获得同等的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让党项人真正壮大起来的人不是李继迁，也不是李元昊，而正是他李德明——虽不穷兵黩武但却阴险诡谲且又懂得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李德明。
谁都知道一个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是很难生存的，但党项以及不久之后就要正式诞生的西夏却是一个反例。遥想当年，有谁能够想到李继迁仅凭那点人马就在如今发展成为了与宋辽两个超级大国并立的军事强国呢？这时候别说是宋朝，即使是辽国也不敢说他就一定能够灭掉党项。在李德明主政时期，党项人不但在军事上变得更为强大，它的土地面积、人口、文化、农业、贸易、手工业也都在此时极具规模，最重要的是他们此时还正处在蓬勃而发的上升期。
简单来说，党项人在后李德明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建国的基础和条件，他们所缺的正是一个有此雄心壮志的带头大哥。这人虽然不是李德明，而是他的儿子李元昊，但谁都必须得承认西夏能够建国他李德明功不可没。总体来说，李继迁为西夏打下了骨架，而李德明则为西夏增添了肌肉，到了李元昊这里他则顺应时代和潮流将西夏这个国家和政体正式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中央。
李德明领盒饭走人了，党项人继辽国人之后也送走了他们的老主子，可他们迎来的这个新主子却是让他们这个民族永恒铭记的英雄和帝王——李元昊。
如果可以选择，相信宋朝人定然希望老天爷能够让李德明尽可能长久地活着，因为相比他的那个暴力嗜血且野心勃勃的儿子，李德明对宋朝实在是太乖巧温顺了。在得知李德明逝世的消息后，宋朝这边特意为此而辍朝三日，然后还追赠李德明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另外还派遣度支员外郎朱昌符为祭奠使前往西北吊唁并赐予党项方面大量的慰问品。更令人大呼意外的是，刘娥和赵祯本人还在皇宫里亲自为李德明举哀成服，要知道这种待遇就连赵祯的生母李宸妃都未曾有过。
这其实就是宋朝的可悲和可怜甚至是可恨之处，上至龙椅上坐着的那两个人，下至文武百官，这些人大多都以为只要对党项人给予优厚的待遇，那么对方就会乖乖听话，就会永远对宋朝感恩戴德。这就像一个土财主总觉得只要对土匪头子笑脸相迎且百般讨好，那么对方就不会凶他，就会感念他的好，但实际上对方反而会更加瞧不上他，因为在土匪眼里他就是软骨头，根本不配得到人家的尊重。
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尊崇德行，甚至有可能德行越高越是受人欺凌，有些人只会尊重比他们更硬的拳头，你德行越高在他们看来反而意味着你软弱可欺。如此说来，以德服人难道是错的吗？非也，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说话要和气，但同时你的手里必须得有一根大棒子，殊不闻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也是腰佩利剑且从者以千计。何为真儒和腐儒？孔夫子当然是真儒，那腐儒又是谁呢？自然就是眼下宋朝的这帮自以为用怀柔政策可永保边境无忧的君臣。
从古至今，一味宽容和忍让的老好人和舔狗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一点很快就将从李元昊对宋朝的态度上得到体现和印证。
李德明死后，宋朝除了派遣使者前去吊唁外，另外还派专人前去向李元昊封官赐爵以确立他在党项的权力继承之合法性，李元昊由此被宋朝封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一言概之，李元昊继承了李德明所留下的所有政治名分。宋朝的诚意和善意不可谓不够分量，可在李元昊眼里这根本就不是个什么稀罕玩意儿，反而是一种耻辱：我党项什么都有，什么都是靠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我凭什么要由你宋朝来确立我的地位和身份？
等到宋朝使者到达兴庆府的王宫外时，狂妄的李元昊公然拒绝出迎。在身边人好说歹说地一番规劝下，李元昊这才出去“迎接”，但到了外面见到宋朝的宣诏使者后，他仍然是昂着个头满脸的不屑和骄横。按照规矩，李元昊先要给宋朝的使者跪下，然后宋使这边当众宣读对他的任命书，可李元昊就是迟迟不跪：我李元昊乃天地间一盖世英雄，为什么就要给宋朝来的使者下跪？
面对这种甚是难堪和尴尬的场面和氛围，最后还是李元昊的臣子们近乎于是生拉硬拽地将其给摁在了地上听读宣命。李元昊怀着一份极其耻辱和愤怒的情绪听完了宋朝使者的宣读，然后他腾地一下愤然而起并对左右大怒道：“先王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党项人兵强马壮，何需臣拜于他国？”
这就是李元昊，敢于直接当着宋朝使者的面说出这样的“大逆不道”的话，而且根本就不在乎使者回去后是否会参他一本。在当日为宋使举行的酒宴上，李元昊再一次地做出了极其出格乃至是挑衅之举：作为宋朝的藩臣，宋朝来的使者自然就代表着皇帝，因而在酒席上就应该位居上位，但李元昊就改了这个老规矩，他直接坐在了上位，而宋使则是落座于旁客之位。李元昊的花招还不止这些，他在席间还有意命数百人于隔壁打造兵器，而且还授意他们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这简直就是在公开地向宋使示威。
面对这些公然的挑衅和不恭之举，此次宋朝使者团的老大、司封员外郎杨告全都忍了。这人不是有什么大智慧才选择了隐忍，而纯粹就是因为畏惧才不敢做任何的回应，他很担心自己如果面露阴沉就会被反相已昭然若揭的李元昊给拉出去砍头祭旗。此人在这前后于多地担任过地方官员且颇有政绩，但在这种场合以及局面下，他是一个十足的怯懦之辈，他甚至都没敢把这些事写进自己归国后的述职报告里。
说来这也是很多文人的悲哀之处，动起嘴和笔来，我天下无敌，动起手来，我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这何尝又不是人性的通病？对付暴露了瑕疵的君子，我重拳出击绝不留情，面对穷凶极恶的小人和流氓，我噤若寒蝉四肢无力。但是，不管怎样的窝囊和怯懦，杨告等人在一顿吃喝以后总算是完成了此次册封李元昊的使命，然后便打道回府。
随着父亲李德明的死亡以及自己几乎是在万众拥戴之下成为了党项的新王，李元昊终于是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
说来也是很有意思，李元昊首先做的事竟然是给自己整了一身奇装异服。他原来的那身只有汉人贵族才穿的宽袖长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非常显身材的白色紧身小窄衫，头戴一顶红色里子的毡帽，顶上还垂着一条红色的结绶，至于他的裤子或裙子是什么样子不得而知，因为史书上没写。反正经过这么一番打扮后，李元昊成了整个东亚独此一份的靓仔，而就像中原的皇帝一样，他这套衣着装扮在党项境内唯有他一个人能穿。
在这之后，李元昊盯上了自己的名字。什么李元昊或者赵元昊都不行，都是垃圾，你唐朝皇帝和宋朝皇帝的姓氏我都不稀罕，我甚至连祖宗的拓拔姓氏都觉得不好，我要给自己开创一个姓氏，从此以后我改姓嵬名，名曩霄，号兀卒，党项王族也都必须跟着我一起改姓。
次年正月，在得知宋朝此时已经改年号为明道后，李元昊更是大怒：你们宋朝不是号称礼仪之邦吗？不是说凡事都要避名讳吗？你们不知道我爹叫什么吗？这个“明”字已经犯了我爹的名讳，你们是不懂还是不知道啊？于是，李元昊拒绝使用宋朝的明道年号，而是下令在其境内使用“显道”的年号。
按照李元昊的意思，大宋的天子竟然要为一个臣子的名字而避讳，他这很显然就是根本没拿宋朝当成一回事，更没把自己当成是宋朝的臣子。
又过了两个月，李元昊决定给党项乃至于全境的各族改易风俗。他首先以身作则将自己的一头秀发给剪去，具体的发型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秃瓢”：整个脑瓜子都得是一片油光铮亮，但四周的头发得保留起来。以此为模板，他下令党项境内的所有男人都得留这个发型，三日之内如果不这样做就人人皆可杀之。此令一出，党项境内的大老爷们儿个个争前恐后地开始改换发型，而且李元昊还下令他们每人还得佩戴又重又大的耳环。如此一来，李元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在外观上有别于宋朝的种族。
故事说到这儿，李元昊想做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他要挣脱宋朝和辽国的束缚，他要开始准备单飞了。
辽国和党项都已完成了新老交替，而宋朝在公元1033年也走到了这个临界点。伴随着李元昊的强势登场，宋朝的那位已经六十五岁的皇太后刘娥在这一年的初春时节也缓步走到了她人生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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