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东汉历史长河中，议郎徐某虽声名不显，却也在特定时刻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议郎这一官职，在东汉时期的官僚体系中，虽然其秩比仅为六百石，表面上看起来品级似乎并不高，但实际上却拥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
议郎的职责主要是“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参与朝廷的政策讨论，对时政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此外，他们还可能被奉诏出使，执行各种重要任务。
能够担任议郎一职的人，通常在学识、才辩或品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过人之处。徐某之所以能够获此职位，想必也是因为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尽管议郎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相对边缘，但他们仍然有机会参与朝政讨论，为皇帝提供咨询和建议。这种参与虽然有限，但对于徐某来说，无疑是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重要平台。
东汉时期，天人感应学说如同一股洪流，席卷了整个社会。人们深信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上天对人间政治的一种警示。地震、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让人们忧心忡忡，官员们更是感到责任重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某挺身而出，毅然上疏言灾异。他或许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对当时频发的灾异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同时，他也熟读儒家经义，深知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结合自身对时政的深刻理解，他撰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奏疏。
在这份奏疏中，徐某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当下朝廷在用人、施政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已经严重触怒了上天，才导致灾异不断降临。例如，当时可能存在外戚或宦官势力过度膨胀的情况，他们仗着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肆意干扰正常的行政事务，使得朝廷的决策无法顺利实施。又或者，一些官员贪污腐败、苛政扰民，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徐某大胆地将这些问题与灾异联系起来，希望能够引起汉安帝的高度重视。他深知这份奏疏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义无反顾地呈上了这份谏言。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徐某的上疏不仅没有得到汉安帝的认可，反而让他遭受了免归的厄运。这其中的缘由恐怕并非单一，而是多方面因素交织的结果。
首先，从汉安帝的角度来看，当时东汉的政治局势异常复杂，各种势力相互交织、明争暗斗。皇帝可能受到外戚或宦官势力的影响和裹挟，无法真正独立自主地处理政务，也难以真正倾听和采纳大臣们的谏言。例如，在汉安帝时期，邓太后长期临朝听政，邓氏家族势力如日中天；后来，阎皇后及其家族、宦官江京、樊丰等势力也相继崛起，弄权专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皇帝自身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对于徐某对时政的尖锐批评，他可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去接受和采纳。
其次，从徐某的角度来说，他的奏疏也许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他的言辞可能过于激烈，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政治的种种弊端，直接触及了皇帝及权贵们的敏感神经，使得他们难以容忍和接受。另一方面，他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可能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无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免归后的徐某，回到家乡。他或许在乡间继续关注时政，与当地的文人学者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也可能将精力投入到教育后辈、着书立说中，把自己的学识和政治见解传递下去。
可惜的是，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徐某更多的生平细节，如他的出身、早年经历、家族情况，以及免归后具体的生活轨迹等，都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但他上疏言灾异这一事件，反映了东汉时期士大夫阶层对政治清明的追求，以及在复杂政治环境下谏言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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