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梁中后期重要将领。他出身北方军事世家，一生历经北魏末年的政局动荡与梁朝的侯景之乱，从边陲刺史到勤王主力，再到沦为阶下囚，其人生轨迹不仅折射出个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挣扎，更映射出南朝梁末年权力倾轧、时局崩坏的时代图景。
徐文盛强忍悲痛，按照父亲遗愿，以白布裹尸暂厝于山林，随后整肃军纪，率部继续南行。抵达梁朝边境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后，他向守将递交父亲的归降密信，详细说明南归始末。梁武帝听闻徐庆之的遭遇后，感念其归降诚意，不仅下诏追赠徐庆之为“右军将军”，还破格认可徐文盛对部曲的统领权，将其编入淮南军镇，任命为“中兵参军”——这一职位虽属基层军职，却让徐文盛得以正式踏入梁朝军事体系，为其日后的发展埋下伏笔。
在梁朝初年的二十余年间，徐文盛始终在地方军镇历练。他牢记父亲“治军以严”的教诲，对麾下部曲管束极严：每日清晨亲自监督操练，要求士兵熟练掌握骑射与阵法；行军时严格执行“不扰民、不掠财”的纪律，若有士兵擅自取民财物，必以军法处置。这种严谨的治军风格，让他统领的部队成为淮南军镇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之一，多次在抵御北魏小规模袭扰的战斗中获胜，徐文盛也因此逐步晋升，先后担任“宣惠将军府司马”“谯郡太守”等职。
大同年间（535-546年），梁朝西南边陲的宁州（今云南大部及四川南部）局势愈发混乱。宁州自东汉以来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境内居住着爨、僚、濮等数十个部落，因地处偏远，朝廷管控薄弱。历任刺史要么因畏惧蛮僚势力不敢赴任，要么试图以武力镇压，反而激化矛盾。到大同末年，宁州蛮僚部落因不满官府苛捐杂税，多次发动叛乱，劫掠郡县，甚至阻断了朝廷与西南诸国的朝贡通道。梁武帝急需一位兼具军事才能与治理智慧的官员前往镇抚，经过朝臣举荐，徐文盛进入视野——他在淮南任职期间展现出的“恩威并施”的治理风格，与宁州的局势高度契合。
大同十年（544年），徐文盛被任命为“持节、督宁州诸军事、宁州刺史”，率麾下三千精锐前往赴任。抵达宁州治所味县（今云南曲靖）后，他并未急于出兵平叛，而是先花三个月时间深入各部落调研。通过与部落长老交谈，徐文盛发现，宁州的混乱根源并非蛮僚“天性凶悍”，而是历任刺史“赋敛无度、赏罚不公”：官府不仅向部落征收沉重的金银与牲畜赋税，还时常纵容士兵劫掠部落财物，而对部落间的纠纷却置之不理，最终导致矛盾爆发。
针对这一症结，徐文盛推出三项举措：其一，整顿吏治，将此前纵容士兵劫掠的两名副将革职查办，对清廉奉公的官吏予以提拔，同时颁布“轻赋令”，将部落赋税削减三成，明确赋税征收需由部落长老协同办理，杜绝官吏私吞；其二，建立“部落议事制”，每月召集各部落长老在刺史府商议政务，对部落间的土地纠纷、资源分配等问题当场调解，确保公平公正；其三，分化叛乱势力，对主动归降的部落给予粮食与农具援助，对仍坚持叛乱的部落，则派遣精锐部队精准打击，避免牵连无辜民众。
在处理与最大叛乱部落“爨部”的关系时，徐文盛的策略尤为典型。爨部占据宁州东部的富庶地带，首领爨瓒拥兵数万，是叛乱的核心力量。徐文盛先是派使者携带礼物前往爨部，表达“和平共处”的意愿，却遭到爨瓒的羞辱。随后，他得知爨部与相邻的“濮部”因争夺盐井积怨已久，便暗中联络濮部，承诺助其夺回盐井，条件是濮部配合朝廷夹击爨部。决战当日，徐文盛亲率大军正面牵制爨部主力，濮部则从后方突袭爨部营地，焚烧粮草。爨部腹背受敌，军心大乱，徐文盛趁机率军冲锋，阵斩爨部大将三人，俘虏士兵两千余人。战后，徐文盛并未处死爨瓒，而是将其软禁于刺史府，同时任命爨部长老的儿子为新首领，确保爨部稳定。
经过两年治理，宁州局势彻底改观：各部落纷纷向朝廷归附，朝贡通道重新打通，味县等地商旅云集，甚至有周边诸国的使者经宁州前往建康朝贡。梁武帝接到奏报后，龙颜大悦，下旨褒奖徐文盛“治边有功”，晋升其为“云麾将军”，赐绢千匹。徐文盛在宁州的功绩，不仅展现了他的统筹能力，更让他成为梁朝上下认可的“能臣良将”，为其日后参与平定侯景之乱奠定了声望基础。
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起兵叛乱，率八万叛军渡过长江，直扑建康。此时的梁朝已因梁武帝晚年的昏聩统治而腐朽不堪：宗室藩王各自拥兵自重，中央军战斗力锐减，侯景叛军仅用三个月便攻破建康外城，将梁武帝围困于台城（皇宫所在地）。消息传至宁州时，徐文盛正在处理部落朝贡事务，听闻国难当头，他当即决定率军勤王。
当时宁州距离建康万里之遥，且沿途需穿越越嶲、牂牁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行军难度极大。徐文盛一边派人快马向坐镇荆州的湘东王萧绎（梁武帝第七子，当时梁朝最有实力的藩王）禀报勤王意图，一边紧急整合兵力：除留下一千人镇守宁州外，他将其余精锐尽数带出，同时以“勤王报国”为名，在沿途招募勇士，抵达荆州时，队伍已从三千人扩充至三万余人。
萧绎虽有“勤王”之名，实则想借平叛之机壮大自身势力，对各路援军态度复杂。但徐文盛带来的三万兵力与宁州的资源支持，让他不得不重视——当时萧绎麾下能战之兵不足五万，徐文盛的援军无疑是重要助力。因此，萧绎亲自在荆州城外迎接徐文盛，授予其“持节、散骑常侍、左卫将军、督梁东秦郢武昌西阳五州诸军事”等要职，将东部战场的指挥权完全交予他，同时调拨一万石粮食与五百艘战船，命其沿江东下，抵御侯景叛军的西进部队。
太清三年（549年）春，徐文盛率军抵达武昌（今湖北鄂州），与侯景麾下大将任约率领的两万叛军相遇。任约是侯景的得力干将，此前已率军攻克江州（今江西九江），斩杀梁朝刺史萧大心，气焰极为嚣张。他听闻徐文盛是“边地刺史”，根本未放在眼里，当即率军渡江，试图一举击溃徐文盛的军队。
徐文盛深知叛军锐气正盛，不宜正面硬拼，于是采取“固守疲敌”的策略：他下令将战船停靠在长江北岸，在岸边修筑营垒，同时派轻骑袭扰叛军粮道。任约连续三日率军攻城，均被徐文盛依托营垒击退，叛军死伤近三千人，士气大挫。此时，萧绎派来的援军——护军将军尹悦、平东将军杜幼安率领的一万兵力抵达武昌，徐文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他见时机成熟，决定主动出击，在贝矶（今湖北黄冈附近的长江渡口）设下埋伏：命尹悦率五千人乘船佯攻叛军大营，引诱任约出战；杜幼安率三千人隐蔽在江边芦苇丛中，待叛军追击时截断其退路；自己则亲率主力在侧翼待机，准备合围叛军。
次日清晨，尹悦率军发起进攻，任约果然中计，亲率一万五千人追击。当叛军进入芦苇丛区域时，杜幼安突然率军杀出，叛军退路被断，顿时陷入混乱。徐文盛趁机指挥主力从侧翼冲锋，梁军战船也从江面发起攻击，形成“陆水夹击”之势。此战从清晨持续至黄昏，叛军被斩杀一万余人，被俘五千余人，任约仅率数百人突围，退守西阳（今湖北黄冈东）。徐文盛乘胜追击，进据芦洲（今湖北黄冈附近的江中沙洲），对西阳形成包围之势，同时派人向萧绎报捷。
贝矶大捷是梁朝平定侯景之乱以来的首场重大胜利，极大提振了全国的抗叛士气。萧绎接到捷报后，再次晋升徐文盛为“征东大将军”，赐封“望蔡县侯”，并承诺平叛后将江州刺史之职授予他。此时的徐文盛，无疑是梁朝平叛的核心将领，其声望达到人生顶峰。
贝矶大捷后，徐文盛本可一鼓作气攻克西阳，全歼任约残部，但梁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却悄然将他推向深渊。矛盾的核心，在于徐文盛与萧绎的心腹重臣王僧辩的不和。王僧辩出身太原王氏，是萧绎最信任的将领，此前一直负责荆州防务。徐文盛凭借战功获得东部战场指挥权，且得到萧绎的多次褒奖，让王僧辩心生嫉妒——他担心徐文盛会取代自己在萧绎心中的地位，于是开始暗中掣肘。
首先，在兵力补给上，王僧辩以“荆州防御吃紧”为由，拖延调拨萧绎承诺的援军与粮草。徐文盛在芦洲围困任约期间，军中粮草逐渐短缺，多次向萧绎求援，均因王僧辩的从中作梗而无果；其次，王僧辩暗中派人散布谣言，称徐文盛“拥兵自重，意图谋反”，虽萧绎起初不信，但谣言不断累积，也让他对徐文盛渐生猜忌；最后，在战略部署上，王僧辩极力反对徐文盛“先灭任约，再攻建康”的计划，主张“先固守荆州，再徐图进取”，导致徐文盛错失扩大战果的时机。
更致命的是，侯景察觉到梁朝内部的矛盾后，决定亲自率军西进，增援任约。太清三年（549年）七月，侯景留部分兵力围困台城，亲率三万精锐、千艘战船沿江西进。与此同时，他还策划了一场卑劣的离间计——此前叛军攻破徐文盛在彭城的老家时，俘获了他的妻子石氏与幼子，侯景此时派人将石氏送回徐文盛军中，并带去一封“求和信”，信中假意表示“愿与徐将军结为兄弟，共分江南之地”，实则想以家人胁迫徐文盛放弃抵抗。
徐文盛自幼与石氏相濡以沫，幼子更是他的心头肉。见到妻儿平安归来，他先是欣喜若狂，随后便陷入两难：若拒绝侯景，妻儿恐遭杀害；若接受和谈，便是背叛朝廷。最终，个人情感战胜了家国大义，徐文盛暗中回信给侯景，表示“愿暂息兵戈，待台城局势明朗后再议”，同时下令军队停止对西阳的进攻，作战意志彻底瓦解。
部下将领很快察觉到徐文盛的异常。杜幼安多次进谏：“侯景乃叛贼之首，其言不可信！今我军士气正盛，若能与侯景决战，必能破之。将军若顾念家人，可将妻儿送往荆州，由湘东王庇护，何必受制于叛贼？”但徐文盛此时已被恐惧与私心裹挟，不仅拒绝劝谏，还下令约束诸将，不得擅自出战。
侯景见徐文盛中计，立即加快西进步伐，抵达西阳后，并未与徐文盛谈判，而是趁其军队松懈之际，派五千骑兵从小道迂回，突袭梁朝的战略要地郢州（今湖北武汉）。郢州守将本就兵力薄弱，又未料到叛军会突然来袭，城破后战死。郢州失守的消息传到芦洲，徐文盛的军队顿时军心大乱——郢州是梁军的后方补给基地，郢州失守意味着大军将陷入“前后受敌”的困境。
叛军趁势发起总攻，侯景率军从正面进攻，任约则从西阳突围，夹击徐文盛的军队。梁军士兵本就因主帅的消极态度心生不满，如今见叛军两面夹击，纷纷溃散。徐文盛试图整顿军队，却发现已无人听从指挥，只得带着妻儿与数十名亲信，乘一艘小船狼狈奔回荆州。其余梁军要么战死，要么被俘，贝矶大捷的成果化为乌有，东部战场的局势彻底逆转。
逃回荆州后，徐文盛向萧绎哭诉战局失利的缘由，将责任归咎于“王僧辩不发援军”与“侯景偷袭”。萧绎虽对他错失战机极为不满，但念及他此前的战功，且需要利用他麾下残余的宁州兵力，仍任命他为“城北面都督”，负责荆州城北的防御，希望他能戴罪立功。
然而，徐文盛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在荆州任上重蹈覆辙。他认为自己“有功却遭贬斥”，心中充满怨恨，开始利用职权聚敛财物：不仅克扣士兵的军饷，还强迫荆州商户向其缴纳“防御费”，甚至私吞朝廷调拨的赈灾粮款。短短数月，他便搜刮了巨额金银与房产，其贪婪行径在荆州上下引发不满，不少官员向萧绎弹劾他。
此时，台城已被叛军攻破，梁武帝饿死宫中，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把持朝政。萧绎在荆州称帝的意图日益明显，急需整顿内部秩序，树立权威。徐文盛的贪腐行为，恰好成为他“杀鸡儆猴”的目标。承圣元年（552年）初，萧绎下令将徐文盛逮捕入狱，命人清查其罪状。经过审讯，官员列出徐文盛的十条大罪，包括“通敌叛国、丧师失地、聚敛贪腐、冤枉朝廷”等，每条都有确凿证据。
萧绎见状，当即下令剥夺徐文盛的官职与爵位，将其囚禁于荆州大狱。巧合的是，此时王僧辩率军击败任约，将其生擒，押解至荆州。萧绎为进一步羞辱徐文盛，竟将任约与他关在同一牢房。一日，徐文盛对着任约抱怨：“我本有功于朝廷，却因小人构陷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不公！”任约闻言冷笑：“将军若真心报国，何惧小人构陷？当初我主送还你妻儿，你便私通叛军，错失破敌良机，致使大军溃散，这难道也是他人之过？”一番话让徐文盛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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