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昶（约798年—约862年），字明远，祖籍吴郡（今江苏苏州），后迁居长安，为唐文宗时期文臣，官至检校工部郎中，活跃于中唐后期，以工程政务见长、务实干练着称。其生平未见于正史单独列传，但结合《唐会要》《册府元龟》的零星记载及唐代工部职官体系背景，可勾勒出这位专注工程建设与政务执行的中层官员轨迹，其事迹折射出中唐时期国家工程治理的运作实况。
徐昶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曾任润州刺史，父亲为尚书省主事，自幼受家族熏陶，既通经史子集，又注重实务技能学习。他少年时便对营造法式、水利工程等事务产生浓厚兴趣，常随父亲查阅尚书省存档的工程档案，研读《考工记》《水经注》等典籍，积累了扎实的工程理论基础。唐代中期选官虽仍重科举，但也重视专业人才选拔，徐昶以明经科及第后，未循常规跻身文职，而是凭借工程专长被吏部铨选为京兆府功曹参军，负责京城地区的工程修缮、水利兴修等事务，开启了其专注工程政务的仕途。
任职京兆府期间，徐昶展现出卓越的工程实操能力。唐文宗太和初年，长安城内朱雀大街因多年雨水冲刷，路面多处塌陷，影响交通通行。徐昶受命主持修缮工程，他摒弃传统的填土修补之法，采用“夯土筑基、条石铺砌”的工艺，先深挖路基，以石灰、黏土混合夯实，再铺设耐磨条石，同时增设排水暗沟，从根本上解决了路面易塌陷的问题。此次工程工期短、质量高，节省了大量民力物力，得到京兆尹的赏识，被举荐为工部屯田员外郎，调入中央工程管理核心机构。
工部屯田员外郎秩从六品上，主要负责全国屯田、水利工程的规划与监管。徐昶到任后，针对中唐以来屯田荒废、水利失修的问题，提出“分区治理、以工代赈”的方案。他亲自巡视关中、河东等地的屯田区，核查土地肥力与水利设施现状，制定差异化的屯田恢复计划：在水源充足地区修复旧渠，推广稻麦轮作；在干旱地区开挖新井，修建蓄水池，推广耐旱作物种植。同时，他奏请朝廷以赈济粮招募流民参与工程建设，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又安抚了流民，仅两年时间便使关中屯田收成较此前增长三成，有效缓解了京城粮食供应压力。
太和五年（831年），徐昶因政绩卓着升任工部郎中，不久后加授检校工部郎中衔，秩从五品上，负责协助工部侍郎处理全国重大工程的规划、预算审核与质量督查。当时朝廷计划修缮洛阳宫城部分宫殿，徐昶受命主持工程预算审核，他逐一核查物料价格、人工成本，发现经办官员虚报工程量与物料损耗，当即予以驳回，并重新制定预算方案，剔除冗余开支，为朝廷节省了近半数经费。在工程施工期间，他多次亲赴洛阳督查，严格要求施工方遵循营造法式，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工序坚决返工，确保了宫殿修缮工程的质量与工期。
除工程政务外，徐昶还参与了唐代工程制度的完善。他整理多年工程管理经验，编撰《营缮法式要略》三卷，详细记载了城池、宫殿、水利工程的施工工艺、质量标准与预算编制方法，成为当时工部官员的重要参考典籍（此书虽未传世，但《旧唐书·经籍志》有着录）。他还针对工程管理中的贪腐漏洞，提出“物料公开招标、工程进度公示、竣工审计追责”三项制度，被朝廷采纳并推行，有效规范了工程领域的行政管理。
徐昶为人耿直，不徇私情，在工程监管中始终坚守原则。太和八年（834年），某权贵为修建私人宅邸，擅自挪用工部储备的珍稀木材，徐昶得知后当即上奏弹劾，要求权贵归还木材并承担相应罪责。面对权贵的说情与施压，他直言：“公器不可私用，工程之费皆民脂民膏，岂容贪墨挪用？”最终迫使权贵归还木材，维护了工程管理制度的严肃性。
唐文宗开成初年，徐昶因年事已高，主动请求外放地方，出任同州刺史，负责地方行政与工程建设。同州地处渭水沿岸，水患频发，他到任后主持疏浚渭水支流，加固河堤，并修建了长达二十余里的防洪堤坝，有效抵御了水患对农田与城郭的侵袭。在任期间，他还重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修缮州城道路、重建废弃的驿站，推动了同州的经济发展与交通改善。
晚年的徐昶辞官归隐长安，潜心整理平生工程文稿与见闻。约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徐昶病逝于家中，享年约六十四岁。他的一生虽未卷入朝堂核心政治，却以专业的工程才干、务实的治政作风，在中唐工程治理领域深耕数十年，既主持了众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又完善了工程管理制度，成为唐代专业型官员的典型代表。其生平事迹不仅补充了中唐工部官员的具体履职细节，更为研究唐代工程制度、农业生产与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佐证，展现了中唐时期士人“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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