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1070）（注意这一年份的被贬谪人数），吕公着出知越州，而曾巩准敕通判越州。
临行前，馆阁里的同舍按惯例要设宴相送。宴席上，众人分韵作诗（苏轼也好这一口儿），苏轼分得一“燕”字。
在苏轼的“燕”字韵诗中，有一句“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此句被后来的变法官员定为讥讽当下朝廷的官员多是些刻薄之人，都是议论褊隘，聒噪如蜩蝉鸣叫之人。还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尯”（同上）句，被反对派定为是借此来比曾巩的才华横溢，（苏轼这举动）真是与不喜欢曾巩文章的皇帝佬儿作对的节奏啊！
王安石正在大张旗鼓地变法之际，我们的文坛领袖在干什么呢？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此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籍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曾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着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类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元、明、清各代。
正是由于欧阳修那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了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兄弟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被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他坚辞不受，遂被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这一年的九月七日，已改名“六一居士”的欧阳修专门做了一篇题为《六一居士传》的散文，将自己置于自己的藏书一万卷、收集收录的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文字一千卷、一张琴、一盘棋棋、好酒一壶酒这五种外物之间，合而为“六一”。
作为苏轼人生的伯乐与文友，苏轼自是有感而发，专门在文后又补充了一篇《书六一居士传后》。
身处晚年的欧阳修自觉长期被官场拖累已很苦恼了，而且还有很多忧患缠身，被这五种物品吸引可以使精神得到安逸。有人认为欧阳修这种选择是“无道”的，也就是非有道德修养者的选择。苏轼开篇即表达了他的鲜明观点：“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这无疑与苏轼崇尚的庄子思想是合拍的。
苏轼、苏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欧阳修的推重。
苏轼同样很敬重欧阳修，他曾评价老师欧阳修的诗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因此，这篇序文可以说是“不能不为之”的“有为”之作，观点鲜明，感情真挚，议论精辟，具有情理兼胜的特色。在对欧阳修的高度评价中，渗透着苏轼自己的忧世之心和为文之见。
六天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被罢免。
左仆射，唐宋左、右仆射均相当于宰相之职。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宰相，此例在宋以后被废除。奇妙的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政权又曾回光返照地设置过仆射一职。
曾公亮与前面所说的曾巩、吕公着一样，都是标准的官二代。
曾公亮出身晋江曾氏，父亲是曾会，当过刑部郎中，自己的儿子曾孝宽又当上右丞相，到了南宋又有曾怀、曾从龙等人位极人臣，一家子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或“一门四相”。
曾公亮的人生履历中有这样的头衔：北宋着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还有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头衔——军火家。
历史巨着《武经总要》（北宋曾公亮和丁度创作的一部军事着作）是一部国防军事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还记载了我国制成的第一批军用火器。
《武经总要》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武经总要》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和首先使用火药的国家。《武经总要 》记录的火药配方，证实我国发明火药起码早于欧洲300年。
就是这样的一位能文能武的宰相，也被年轻的苏轼批判为“不能救正朝廷”。原来，想当初老曾曾向朝廷推荐过王安石，认为此人可当大任。等到王安石窜上来与自己同朝执政时，才发现这小子还挺会来事，不经意间已经坐大，把神宗小皇帝弄得团团转，使之时常在背后助力自己将意见不和者逐出朝廷而外任。
面对苏轼等朝廷官员的责骂，老曾常常仰天长叹道，皇上如今同王安石如同一人，此乃天意啊！
此话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王安石丝毫不念当年的提携之恩，以曾公亮与自己的政见不尽相同，而数度在神宗面前加以无情的毁訾。
无限的悔恨，致使曾公亮数度向朝廷乞求致仕（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但神宗总是一再挽留而不放。
直到有一天，老曾抱着风烛残年的身躯继续上朝发挥余热时，失足跌倒在地（足跌，仆于地上），乃告病再次乞求致仕，朝廷上只好听任其致仕并告老还乡。
从治平四年（1067）九月拜相以来，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公亮同志前后共干了四年的宰相，用他那丰富的军火知识与军火家的远见卓识，将前人有关研制火药、火器的经验，总结、整理写出的，全书共四十卷，为我国火药技术应用于军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拓出了光明的道路（这情节有点穿越）。
在苏轼的朋友圈中，还有一位官二代名叫钱勰。
钱勰，字穆父，杭州人，吴越武肃王六世孙。后官至朝议大夫，熏上柱国（功勋的荣誉称号），爵会稽郡开国侯。其文章雄深雅健，作诗清新遒丽。擅长书法，正书师法欧阳询，草书则造王献之阃域。
钱勰任如皋县令时，恰逢当地爆发蝗灾与旱灾，而泰兴的县令却欺骗郡的长官说当地并没有蝗虫。
不久，蝗虫逐渐成灾，郡长官责问，泰兴的县官无言以对，于是说县里本来没有蝗虫，大概是从如皋飞来的。于是下公文给如皋的县官要求捕捉蝗虫，不能让它危害邻近的地区。钱勰拿到公文，就在对方公文的末尾写了首诗回复他：“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不一会儿，回信到后，县内无不为之绝倒。
据北宋张耒所撰《明道杂志》载：尹京，为近时第一。余尝见其剖决甚闲暇，杂以谈笑诨语。而每一顾问，胥吏皆股栗不能对。一日因决一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穆父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免葫芦蹄也。”这里的“葫芦蹄”代指糊涂，而“苏长公”乃苏轼也。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文人气息的人，与苏轼能玩到一块是再正常不过得了。
九月十八，钱穆父进京试贤良方正科对策后，将要归家时，被苏轼留了下来，苏轼要置酒慰劳一下这位吴越武肃王之后。在酒席上，苏轼要求举令为文，当时钱穆父得到的傀儡是除以镇南军节度使制，就唱了两句令：具官勤劳王家，出入幕府。苏轼听后，大加欢赏，大概是觉得世上的傀儡大都出现在帝王的幕府啊！
就在此次的试策后，本来小钱能中个密阁选等官职，但是由于王安石十分厌恶时号“三孔”（孔文仲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皆有文名，合称“三孔”）之一的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将这种贤良科试策考试给取消了。所以，满腹才学的钱穆父就只能落第了，好在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最终被以荫补官知尉氏县。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姑舅老表滕元发，也是苏轼朋友圈里的星标好友。
滕元发，原名甫，字达道，浙江东阳（现东阳市吴宁街道滕宅街）人。老滕是范仲淹之父范墉的外甥，性豪爽，不拘小节，自幼能文，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一同学习，在科举考试中两中探花，三次担任开封府尹。老滕先后曾在郓州、定州、青州、应天府、蒲州、邓州、安州、筠州、梅州等地任职，迁延地方十年。还镇守过边关以拒西夏，威行西北，号称“名帅”。
关于滕元发的老表——范仲淹同志，我们也有必要做一介绍：
范仲淹两岁时，他的父亲范墉病逝，母亲谢夫人没了依靠，只得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
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竭力要求恢复“范”姓，多年后终于认祖归宗，长大后离开母亲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他通宵达旦地刻苦攻读，五年里睡觉衣不解带，困了就用冷水洗面。他常常是白天苦读，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冷粥。
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一生多次遭受贬黜，还参与了景佑党争、西北御边、庆历新政等重大历史事件，升华并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
范仲淹是北宋义理之学乃至性理之学的先驱，也是宋学的开创者，他在学术思想领域颇有建树，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道德、政治、教育、军事和文学等领域也都取得了杰出的理论成就。
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结果，刚正不阿的范仲淹一口气上书十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了个遍。
从一定意义上说，范仲淹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改革家。
苏轼和范仲淹都是北宋的文学大咖，范仲淹是苏轼精神上的榜样，对苏轼的一生影响极大。在苏轼多次被贬、人生跌入谷底的时候，是“榜样”范文正公的力量一直支撑着他，使他和家人度过了重重难关。
遗憾的是，苏轼虽然十分崇拜范仲淹，但二人却没能有交集。
嘉佑二年（1057），意气风发的苏轼在京师中了进士时，就得知他从小就敬仰的范仲淹大人已经逝世了。
未曾谋面的遗憾，一直让苏轼难以释怀。此后第三年，他终于认识了范仲淹在朝中担任着丞相的二儿子范纯仁。又过了六年，苏轼和范仲淹的三儿子范纯礼相遇。
再过十一年后，苏轼与正在徐州为官的范仲淹的小儿子范德孺相识，二人还成了推心置腹的至交挚友。
不久，范德孺将范仲淹的遗稿交给苏轼，并嘱托他为先父的遗稿作序。
苏轼有些诚惶诚恐，他只是觉得，范公的功德，不需要靠什么文章去宣扬；范公的文章，也不需要谁的序言而流传。但他却不敢推辞，于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毕恭毕敬地前后历时十三年的时间，终于把范大人的序给完成了。
据《宋史》载：作为高产作家，范仲淹生前的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
作为名人的亲戚，滕元发同志后来出任了开封知府，他铁面无私，断案如神。但因数度冒犯皇亲国戚，而两次被免，继而又复任，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竟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包青天”也只干过两任），老滕可以称得上是与包拯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这段时间，老滕自郓州改知定州，回京城述职来了，来了之后还与苏轼有过短暂的相晤。滕元发大苏轼十七岁，但与苏轼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据统计，苏轼一生中光给滕元发写过的书信就有六十八封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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