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张希元写的记文里，苏轼是这样就说的：
世上有些人，自认为清高无比而嘲笑别人，他弈棋弹琴，收藏古人的书画。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夸耀一番并让其观赏，自认为此举比较清高。
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说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人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那是因为他们都留下了有着自己观点的文章以及议论，那些收藏一些古人书画的人有何了不起的！
而英雄豪杰之士，对所谓的圣贤又看不起了：
他们说，士大夫就应该建功立业，而不应该只是发一些空论，这种人之所以着书立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不得已而为之，身上的官阶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靠熬时间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豪杰如刘邦、周公、伊尹、商汤、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许由那样能辞掉天子这样的高位而隐逸于山林（河南登封市境内的箕山），像孔丘那样拥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知识才是令人羡慕的。
因此说，世人总是在互相嘲笑。
苏轼认为，自己不爱好的东西，而去嘲笑别人的爱好，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时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
因为蜀地有一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
那些还没有从政经验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后，骤然就出来做官，那么他们浪费的人远远要比庸医治死的人多。张希元如今虽然去官回乡悠游于山林之间，看似没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只能是靠研习书法自得其乐。
但是，此人并非就是这种长久赋闲之人，他的学问积累得多了，日后必然会把这些学识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就传来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员外郎，官级从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虽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无实。
姚辟，字子张，散文家，金坛（今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皇佑元年(1049)进士，曾被授以项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处蜀地百姓皆有好评。
此人擅长于文辞，执着于研习 《六经》，一旦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且往往能归纳出万事万物的道理。一时间当朝的名士如欧阳修、王安石，皆与之游。
另外，老姚还与苏轼的父亲苏老泉先生一起修过礼书，并合着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此书被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着述，求一时之名者比。”正是有着这样的缘由，老姚去世后，苏轼郑重地为老姚写了挽辞。
苏轼有一位名字听起来很怪的老乡——岑象求，这两天也来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进士后，神宗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
提举常平，简称“仓臣”，北宋熙宁初年设置，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是宋朝统一后陆续在各路所设四司之一，其设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一切基础，使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高度强化。
这位岑象求同志熙宁五年（1072）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种官职是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位从七品下，较侍御史（从六品下）低一些。
本来要从京师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还是执意绕道杭州来拜访自己的老乡苏轼。
“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送岑着作》）这就是苏轼给老乡送行诗中的诗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这位同乡的送行也绝非是敷衍之举。
熙宁五年（1072）。
转眼间已是阳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已开始陆续绽放了。
关于栽植杭州牡丹的起源，并且给大家留下春天赏牡丹习惯的人，当地百姓都说最大的功臣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可以说是个“牡丹花痴”，曾写下不少和牡丹有关的诗词，比如“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唐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下车伊始就遍寻牡丹。次年，白居易打听到开元寺有牡丹，于是喜出望外，立即带人去观赏。
当白居易赶到时，见开元寺中果然种了牡丹，而且花开得非常好，于是就买了几棵，栽在他住的“虚白堂”前。开元寺的牡丹据说是寺僧惠澄自长安获得一枝携回寺里栽种，杭州自此始有了牡丹。
在《移牡丹栽》中，白居易说：“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移牡丹栽》）
白居易还有虚白堂赏牡丹诗：“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其中“郡亭”指的就是虚白堂。一代文豪，加之又是当地的父母官，牡丹种得这么好，于是杭州百姓纷纷效仿他种牡丹，杭州牡丹由此开始兴盛。
而我国牡丹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当时牡丹就已被引入诗歌，距今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牡丹是以药用植物的身份被记入《神农本草经》，标志着牡丹已经进入了药物学领域。东晋时期，牡丹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中，这表明牡丹已经进入艺术领域，成为观赏对象。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齐杨子华开始画牡丹，这表明牡丹在艺术领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隋朝时期，隋炀帝在洛阳开辟了周长二百里的西苑，这是牡丹首次被人工栽培并进入皇家园林的记录。
到了唐朝，牡丹的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并成为国运昌隆的标志。种植和观赏牡丹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着名诗人都留下了无数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
在长期栽培中，人们培养出了许多品种的牡丹，并有专着问世，如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明薛凤翔的《牡丹八书》和清余扶伯的《曹州牡丹谱》等。
这种时候，苏轼自然是闲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庆寺赏了初开时的牡丹。明庆寺，在昔时的杭州木子巷北，该寺有苏轼题写的《观音经碑》流传于后世。
清明节到了，正是当地牡丹花最盛之时。作为通判的苏轼，除了自己到各处欣赏牡丹花外，还要陪同太守沈立到当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与民同乐。
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不仅是北宋知名的藏书家，收藏卷帙数万卷，就连神宗也夸其“富哉”，还是一位水利学家。
沈立举进士后，签书益州判官，并提举商胡埽（今濮阳城东北十余公里北昌胡片区），先后出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此人业余时间还采摭大河事迹，以及古今治水方面的利弊，编着了《河防通议》一书，后世治河者悉守为法。
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在吉祥寺里面对万民同乐的场景，除了满心欢喜之外，还给苏轼说了自己对牡丹的喜好。第二天，老沈就拿出自己编纂的书让宾客们传阅，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治理河道的书籍，而是十卷本的《牡丹记》。
沈公是个善于观察社会之人，在他的书中，历朝历代凡是有关牡丹花的记载和栽培养护方面的技术，古往今来有关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甚至有些书中关于牡丹的传说，全都被他悉心收集于书中。
这确实是一个创举！
但是，沈公并不因此而满足，他想请他的搭档苏轼同志写一篇记文，就放在卷首的位置。于公于私，苏轼自然是乐于接这个活了。
苏轼认为，那些看似自称愚钝无知的厚重之人，比如被人认为是铁石心肠的宋广平（唐朝宋璟的别称，为玄宗时的名相，耿介有大节，以刚正不阿着称于世。）竟能写出秀丽美艳的《梅花赋》。还比如，像沈公这样一位严谨务实的水利学家，竟然也能醉心于对牡丹方面的着述。
所以说，沈公家有藏书三万卷，其人博闻强记，也并非浪得虚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元老之臣，每每遇到有所感就编辑成书流传于世，不仅仅是牡丹，还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刘恕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刘恕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其实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实则是主动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当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面对当地百姓被新法折腾的民不聊生的情形，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好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刘恕从老家的江西庐山寄来了三首诗作。
已不经常作诗的苏轼，此刻又来了兴致，竟连续唱和了刘道原的三首诗。
三首和诗均为上乘之作，当然，这并非不一己之见，而是后世的清代苏学研究者王文诰的评价：“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独佳。”
美中不足的是，在诗中苏轼还是没能忍住，对当时的时事不出意外地又旁敲侧击地进行了影射。——性格使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和刘道原见寄》），都知道刘道原同志已与王安石绝交，苏轼还在诗中将刘道原比作是汉代“好直谏、守节死义”的汲黯，把王介甫比作是想谋反的淮南王，由于忌惮汲黯的在朝，使淮南王的谋反之心受到了镇慑。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同上），这是批当下变法集团中招募的人员，君子与小人杂处一处，如鸟群中的雌雄已不可辨别！
此外，苏轼又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个故事：
《庄子·秋水篇》里说惠子曾在梁国作相国，有一次庄子去拜见他，这时候有人从背后对惠子说，这是庄子想窃取你的相位啊！惠子因此很害怕这件事。
庄子听说后道，鹞鹰好容易找到一只腐鼠，正好鸾凤从旁经过，鹞鹰赶紧发出恐吓的声音“吓”。
庄子对惠子说，你难道也要为了你的梁国相位来“吓”我吗？庄子的意思是说，这种相位对自己而言，就是“腐鼠”般的存在。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这意思被解读为，苏轼是借此嘲讽朝廷所用的新人，大都是以所谓的仁义为捷径，以诗书为逆旅，实则是为印绶爵禄所诱惑。那些小人对俸禄的顾及，正如鹞鹰以腐鼠吓鸾凤。沉溺于官位利禄的小人，都是在醉酒之中，等到酒喝完后他们自然就会醒来。
关于王安石推行的新学，饱读诗书的苏轼更是一丝也不敢苟同。
正好刘道原想要刻印一部《七史》，苏轼告诉他，这部书确实不错。但是如今的有关部门正在日夜不停地都在翻刻《新学经解》，哪有功夫去为你翻刻《七史》呢！你没看到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中，已是漏洞百出、舛误不断：
比如，《观卦》的“观”本意是观下瞻上，在上者以道义观天下，在下者以敬仰瞻王上，人心顺服归从之意。而当下有些书中却说，《易·观》卦中的“观”指的是老鹳（音冠）。
《诗经》中的“雅”本是“王畿”之乐，指的是朝廷正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但新学之士中有人却把这里的“雅”理解为乌鸦之意。
苏轼觉得，新学中这些个浅薄荒谬的说法，真是误人子弟的大毒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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