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场，德军已进攻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苏维埃联盟危急万分。苏联又一次向延安总部求援，延安总部在晋察冀根据地设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李振华在战情通报中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过山东军政委员会向延安总部申请海东青特战队加入其中。延安总部在了解了海东青特战的情况之后，同意了李振华的申请。
李振华在得到延安总部批准后，调海东青二、三、四队北上，一队留在了渤海军区。由洪振海任总队长兼政委、李振兴任副总队长。区晨留在蒙山，第三批特战队员的选拔工作正式开始。
很快洪振海带着海东青三队、四队来到了渤海军区，李振兴也回到了义和庄。李振华和两人密谈良久，并交给了他们两台电台。李振华最后强调部队要保持建制完整的进入长白山，在长白山要独立自主展开游击战，可以不打出我党的旗号，以土匪的名号行事也行，只接受沂蒙军区的直接指挥，除非延安总部直接命令。遇见其它部队除非能吞并，不可加入其中，这其中包括苏联人组织的队伍。
两人接到李振华的任务及嘱托，一方面觉得任务艰巨，压力山大。另一方面又有能独挡一面、开创局面的兴奋感。李振华派洪振海北上，就是看中了他的开创局面的能力。部队分批乘船偷渡过勃海进入冀东根据地，在冀东根据地等待东北工作委员会派往东北的人员会合，然后一起前往东北长白山寻找东北抗联残部。
武汉第11军司令长官阿南惟几贼心不死，企图消灭第九战区主力。上一次长沙会战的教训还没过去多久，他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一次又一次激励他，终于在12月下旬阿南惟几又调集了3、6、40等师团，10万余人的兵力第三次进攻长沙。与第二次长沙会战相比，少了第4师团，第4师团已调往上海。阿南惟几来用的还是老办法：集中兵力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30万余的兵力，抗击日军的进攻。薛岳使用的还是老办法：逐次抵抗，纵深防御，一步一步把敌人吸引到预没战场。再以反包围围歼日军，薛岳把这种战法称之为天炉战法。
中日双方在湘北鏖战22天，起始日军攻势如虹，薛岳下令破坏公路、坚壁清野，依托工事层层阻击，迟滞日军推进。后又主动放弃了部分阵地撤至长沙城郊，诱使日军深入。日军一度攻入长沙城区，但遭遇第10军的顽强抵抗。
国军炮兵阵地设在了岳麓山，岳麓山观测条件好、易于隐蔽，地形上既能俯瞰长沙全城，又能有效扩大炮火打击范围，最远可覆盖至河东的树木岭等地。阵地部署了8门火炮，包括俄造76.2毫米野炮、两门“卜福斯”山炮，以及两门德制150毫米sFh18重榴弹炮，就是这两门德制炮起到了关键作用，仅6枚炮弹便歼灭300余名日军，对压制日军火力起到决定性作用。
两军在长沙城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外围国军从东、西、北三面切断日军退路，形成反包围，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补给线被袭、伤亡惨重，补给困难被迫于1月4日后撤。
薛岳敏锐捕捉到战机，命令国军全线追击、侧击，重创日军。至1月15日将日军驱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前态势。
这战之后，武汉日军再也不敢轻易拔第9战区的虎须，直到44年豫湘桂战役才进行了第四次长沙会战。
此役共毙伤日军5.69万人，自身伤亡2.8万人。这是太平洋战争发生以来盟军取得的首次胜利，是在盟国普通溃败之下的唯一光辉，极大鼓舞了同盟国阵营的士气，坚定中国抗日的决心。让盟国看到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中的价值。
此战后美国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加速对华军事援助。盟国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薛岳个人也到达了军事生涯的巅峰。万家岭大捷、三次长沙大捷使得薛岳成为了中国歼灭日军最多的将领。日军将薛岳视为中国战场最难缠的对手之一。
日军第11军军长阿南惟几对长沙会战日军失利，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失利之后，他并没有被立即撤职，而是继续担任11军的司令官，直到半年转任在东北关东军的第2方面军司令，职业还获得了提升。裕仁天皇之所以没有惩罚阿南惟几，他效仿了明治天皇对待乃木希典的旧事。因为裕仁很清楚，阿南惟几是和乃木希典一样的人，忠诚无二。如果因为长沙会战的失利降罪于他，那么他很可能为了武士的荣誉自裁。
后来阿南惟几去到新几内亚战场，参与对抗美澳联军的反攻作战。在那里阿南惟几打得更不好，几乎是被美澳联军压在地上磨擦。
司徒雷登一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终于到达大后方重庆。他和杰克逊、汤姆去了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美国大使詹森接见了他，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可不小。詹森先前还以为司徒雷登已被日军关押，没想到他回到了重庆。
两人谈起了司徒雷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司徒雷登讲到在山东共党根据地的经历引起来詹森的注意，詹森注意到司徒雷登推崇八路军的战斗力，杰克逊与汤姆也都证实了司徒雷登的说法，他们三人在费县亲眼见证了我军与日军的撕杀。而且他们还发现护送他们的队伍是精锐中的精锐，杰克逊与汤姆发誓这是他们所见的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詹森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详细询问了三人在山东的经历，三人一五一十的讲了在沂蒙军区的细节，尤其是讲到李振华介绍要修建机场那段。詹森眼神一亮，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急需提振士气对日本进行报复，美国海军参谋次长弗朗西斯·洛提出用航母搭载轰炸机接近日本本土后起飞的方案。这一构想被海军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采纳。罗斯福总统随后正式批准了这一“近乎疯狂”的计划。
由于选择的b一25轰炸机只有2200公里，原计划在苏联海参崴降落，但苏联担心日军报复，没有同意。这就意味着必须在中国选择机场降落，而国府控制最东面的机场是浙江瞿州机场，离日本东京直线距离2000多公里，而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到东京还有一段距离。只要稍微出一点点意外，轰炸机可能就到不了机场。
司徒雷登介绍的山东根据地离日本东京更近只有1700公里左右，虽然只缩短了300公里的航程，但战时可能就是平安降落与坠毁的区别。依照司徒雷登所讲中共山东根据地非常稳固，而且根据地中共对英美人士态度很友好，再加上中共也有建飞机场的意图。大使詹森心动了，他决定派人私下与中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一下。如果能沟通好，那么轰炸机降落地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司徒雷登三人就是最好的中介人，连去八路军办事处理由都有了：感谢山东八路军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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