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三年八月，河南兰阳灾区的泥泞中，张恪用开裂的算盘核计赈灾粮，算珠间卡着草根树皮，每拨动一颗都发出沙哑的响动：“总户数三万二千七百户，应纳赈米一万六千石，实发仅四千八百石。”他蘸着泥浆在破墙上记下数据，“载龄奏报的‘天恩竹筹’折银法，每筹标值一两，实则按库平银九钱三分折算，再扣去宗室‘勘灾公费’三成，灾民到手仅半两七钱。”漕帮水勇抬来截获的粮车，经张恪用嘉庆朝铜尺丈量，车厢容积较官方标准少两立方尺，“每车虚报五石，全省五千辆粮车，虚增赈米二万五千石，尽入载锡庄园。”
北京户部银库，绵志对着《直隶河南赈灾银分拨细账》闭目长叹：“道光十三年正月至七月，户部共拨河南赈灾银八十三万四千两，”算珠在《宗室禄米折银簿》上划出惊心轨迹，“其中五十一万七千两转入宗人府‘宗室急公好义基金’，十二万两用于修缮载龄宅邸，实抵灾区银仅十九万七千两。”他提取河南各府县“粥厂糜费票”，发现每张票据均有载龄亲书“准予核销”，但实际赈粥耗米量比账面少四成——“双籍算盘”的奥秘在于，白册报朝廷，黄册留私档，两相对照，恰成宗室的“赈灾聚宝盆”。
乾清宫东暖阁，道光帝盯着绵志呈上的《灾区粮石亏空对照表》，手指在“嘉庆二十五年赈灾实发率87%”与“道光十三年实发率29%”的数据间颤抖。载龄捧着《宗室捐粮征信录》叩首：“臣等共捐禄米一万二千石，按‘每石折银三两’计，合银三万六千两。”绵志却展开《禄米霉变检验单》：“所捐禄米经漕运衙门检测，霉变率达65%，其中三成已虫蛀至不可食用。”道光帝望着窗外凋零的梧桐叶，忽然问：“嘉庆朝赈灾，每石粮需经几道算筹核量？”绵志肃然答道：“需经州县初核、道府复算、布政使司终核，三账比对无误，方准开仓。”载龄插话：“今军务倥偬，若循旧制，恐误赈济先机。”道光帝沉默片刻，挥笔在载龄奏折上批下“着照所请”，朱笔却在“赈”字上洇开墨团，宛如灾区漫延的血渍。
开封府城隍庙旧址，张恪在临时搭建的赈济棚内统计死亡人数：“自七月初一至八月十五，官方报‘饿毙者七百二十一人’，”他踢开墙角的草席，下面露出二十余具尸体，“仅城隍庙周边，未登记死者已超三百人。”漕帮兄弟送来载锡庄园的密账，张恪用放大镜辨析墨痕：“‘西仓收麦三千石，发赈一千石，余两千石易烟土’——此易货比例，恰与东印度公司鸦片报价吻合。”突然，宗室团练闯入砸毁算盘，带队千总扬起皮鞭：“再敢私议赈务，以‘造言惑众’论处！”张恪被拖出棚时，瞥见自己用算珠排列的“日均死亡22人”数据，正被马蹄踏成泥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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