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丰与瑞明老师挥手作别，如飞鸟归巢回到单位d市政府机关。尚未将行李安放妥当，人事处就召唤他去，说是财务检查办接到举报，要他速速前往办公室说明情况，配合调查。紧接着，版权局的人又如饿虎扑食般守在那里，等着向他查证举报：言其侵犯他人版权。乍一看，初一听，少丰这是犯事了，恐怕要遭受严惩。孰料，这两个部门来人查证举报的竟是同一件事，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年初的时候，少丰在省都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巴山将军传》的书籍。这本书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次正面歌颂了大巴山区崛起的百位将军。这些将军们从参加红军开始，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经受了千锤百炼。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还是对印、对苏、对越的自卫反击战中，他们都屡立战功，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英勇事迹早已被各大报刊广泛报道，人们对他们也都耳熟能详。
少丰在撰写这本书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角度。他先着重描写将军们的主要特点，然后再依次展开他们的人物生平事迹，通过这种方式，将这些将军们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近百位将军中，有两位在红军时期牺牲的军师级指挥员。对于这两位牺牲的红军将领，少丰在文末署名为史志，意思是这些资料来源于地方史和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两篇署名文章，少丰遭到了举报者的攻击。举报者以这两篇文章为例，指责少丰抄袭，并侵占了他们的版权。不仅如此，举报者还认为，以建国后授衔为依据将军传，怎么把解放前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收录其中？他们算烈士，更不应与将军们同在书中，而且还公然定价来卖钱，这显然是以牟利为目的，是对将军和烈士的不尊重。因此，举报者要求对少丰进行严肃查处，要将他搞倒搞臭，以维护将军和烈士的名誉以及版权的合法性。
两个部门的官员在听完少丰叙述出版书籍的来龙去脉后，出版管理局的人认真比对原材料与书中文章内容，相差极大，完全是重新写作的新文章，根本不存在抄袭。所谓署名史志，更不是少丰的个人笔名。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无理取闹。而牺牲的红军高级将领，若不早逝，建国后轻松授衔大将上将都没问题。他们与授衔的将军们同书，并无不可之处。举报者不仅以大字报的形式，将打印好的二百多份材料如雪花般发向了各个有关部门和单位，甚至还附上了领导的签字，要求出版局认真查处并向上和向社会公布。但出版局在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和核实之后，却得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这纯粹是一场无理取闹！
出版局决定对这起所谓的抄袭侵权案不予理睬，既没有向上级部门提交书面报告，也没有向社会公开所谓的侵权行为。相反，他们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把举报者和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一同叫到了办公室。在那里，出版局的工作人员正面宣读了国家版权保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让举报者和单位领导们再认真学习几遍。然后要求举报者对照自己举报的问题进行仔细核实，并如实写出具体抄袭的详细内容，以便能够对这起案件进行定性处理。
面对出版局如此严肃的态度和要求，举报者顿时感到有些心虚。经过一番学习和思考后，他们最终还是灰溜溜地离开了办公室，再也没有能够拿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材料来支持他们的举报。就这样，一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抄袭侵权案，在出版局的果断处理下，如同烟雾一般渐渐消散，最终化为了乌有。
但财务检查办的那位女官员却像是抓到了什么重案要案一般，对少丰穷追不舍，势必要将他搞倒搞臭。她不仅对办公室里的所有票据进行了彻查，甚至连少丰的出差住宿和坐车费用等细节都不放过。经过一番详尽的审查，女官员惊讶地发现，少丰并没有多支多领一分钱，更不存在任何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为。而且，关于出版图书的费用，都是由烟草公司、化肥厂、粮食局等单位按照书款的七折价，直接划款到出版印刷单位的，少丰根本没有从中收取过一分钱。
在这漫长的三个月里，女官员犹如一个侦探一般，对账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查。她询问了各种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甚至连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都记录下来。她的笔录已经积累了几十页之多，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她如此努力，却始终未能找到少丰牟利分文的证据。
最终，女官员无奈之下，只能以d市财务检查办公室的名义出具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内容空洞，措辞含糊，没有明确指出少丰存在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少丰在出书一事上事先没有报告，发行之后也没有及时汇报与上交财务报表。文件的结尾还特别强调，希望少丰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份文件被送到了d市宣传部长那里，而这位宣传部长同时也是地委常委。当他看到这份文件时，不禁嗤之以鼻，心中充满了愤怒。他认为这份文件完全是在无理取闹，毫无根据。宣传将军和先烈们的英勇献身精神，这难道有什么错吗？于是，宣传部长毫不犹豫地对女官员的指责进行了驳斥，并下令让出版社加印书籍，由宣传部门负责发行。他坚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是符合大众利益的。紧接着，他迅速布置宣传科长去落实这个任务，要求尽快将这些书籍发行到十几个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铭记将军和先烈们的伟大事迹。
在宣传部长的果断决策下，万余册书籍如同一股清泉，迅速流淌到各个县区，滋润着广大读者的心田。这些书籍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仿佛是久旱逢甘霖，给人们带来了知识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
就在这一片赞誉声中，宣传部长却被调离了原岗位，前往另一地级市b市担任市长。这一调动属于省管干部的正常调整，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其中，以财务检查办的女官员为代表的一些人，对宣传部长的调离感到愤愤不平，认为自己被宣传部长“打了脸”以后，还被升官为正厅级，到另一个地级市当政府一把手了。财务检查办女官员心中充满了怨恨。暗自向其时任主管政法的情人书记吹枕头风，于是迅速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了宣传科长，企图通过举报他贪污腐败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他们四处搜罗所谓的“证据”，甚至不惜动用关系，发动其他人一起举报宣传科长。而此时，宣传科长恰好被调到另一个地级市b市担任教育局长，这让他们觉得有机可乘。政法书记迅速采取行动，动用警察私自将宣传科长抓捕过来。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宣传科长进行了审讯，并在短时间内做出了判决：判处宣传科长三年有期徒刑，投入监狱服刑。
少丰在得知这些消息后，心中的疑虑和不解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对宣传科长的了解让他坚信，这位科长绝对不是那种会贪污腐败的人。毕竟，宣传部一直以来都是个清水衙门，根本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又怎么可能会出现贪污的情况呢？但事实却无情地摆在眼前，这让少丰感到十分困惑和无奈。他不禁回想起当时宣传科长从宣传部调走时的情景，部里还特意分给他一万八千元的发行费，作为他新到一个单位的启动资金。当时，宣传科长没有丝毫的迟疑，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交给了会计，没有一点私心杂念。会计也非常正规地出具了盖有财务章的收据，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和确凿。
可是，现在却有人在人为操作下，对这铁证如山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完全不提。这让少丰感到非常不安，他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出版的那本将军传吗？难道就是因为这本书，竟然给宣传科长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牢狱之灾？少丰猛然想起，人造冤案古已有之，着名的就是岳飞精忠报国，竟被陷害入狱，丢了性命。由此还发明了莫须有的罪名。就在这看似顺利的革命道路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却席卷而来。五十年前，在赤江的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里，发生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事件。
那位出生于一八九五年的旷大熏，本是贵州思南县一个贫苦农家子弟。他的童年生活异常艰辛，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早早辍学，跟随父亲一同务农，以维持生计。命运的转折点宛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出现在一九一六年。他毅然决然地投身川中，加入川军，自此踏上了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军旅征程。在军阀部队这个风起云涌的舞台上，他从一名普通士兵起步，一路过关斩将，历任排长、连长等职，犹如一颗璀璨的新星，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过人才华，逐渐崭露头角。
五四运动和新思潮如同一股春风，吹拂着旷大熏的心田。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革命，方能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如同一艘在茫茫大海中寻找灯塔的船只，开始倾向于革命，并积极寻觅志同道合的伙伴。一九二三年，他与地下党员秦青川的相遇，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通过与秦青川的深入交流，他如饥似渴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犹如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明灯，这盏明灯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使他如钢铁般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两年后，旷大熏终于得偿所愿，犹如飞鸟归巢般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川军中凤毛麟角的党员军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无上荣耀，更是他为革命事业拼搏奋斗的崭新起点。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又过了三年，他在川军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担任团长一职。他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部队中大力发展党员，积极建立党组织。他的辛勤努力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每一位士兵的心田，越来越多的士兵如百川归海般受到他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加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来。
历经两年的精心筹备，他犹如一颗闪耀的星辰，被任命为代旅长，率领部队驻防广安、遂宁等地。在这段时间里，他犹如一位神秘的魔术师，暗中为起义精心谋划，期待着能够早日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一年后，时机成熟，他毅然率领全旅四千余勇士，在蓬溪县大石桥振臂一呼，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并荣膺总指挥一职。起义军犹如一支英勇无畏的铁骑，转战蓬溪、西充、营山等地，成功建立川内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由于敌强我弱，起义最终失败，但这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震撼了全川。他随即马不停蹄地转赴湖北，投身红六军，在贺龙、周逸群的英明领导下，如同一把锋利的宝剑，开辟洪湖革命根据地，参与激烈的反“围剿”斗争。次年他被调任红四军，与徐曾等将领齐心协力，共同指挥黄安、商潢、苏家埠战役，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成功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使鄂豫皖苏区迎来了辉煌的全盛时期。
随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了重大转变，被调任至红二十五军。转眼间到了年底，他随红四方面军一同进入四川地区，积极投身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事业之中，并担任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就在这风起云涌的革命时期，他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由于他始终坚定地抵制当时盛行的“左”倾肃反政策，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猜忌。保卫局的人抓到一封他写给川军谢旅长的劝降信，却被人反诬为他要投降川军的投名状。不分青红皂白，更不由分辩就将他从赤江洪口场抓捕起来，另外加上一顶“国民党改组派”的帽子。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但他并没有屈服，始终坚信自己的清白和信仰。残酷的现实却容不得他过多的辩解，他最终还是被秘密杀害，年仅三十八岁，就这样英年早逝了。但他的铁杆部下们并没有被这一悲惨事件所击倒。他们冒着杀头的巨大风险，毅然决然地在深夜行动，将他的遗体从险境中抢救出来。马不停蹄地赶路，行程五十多里，终于找到了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将他安葬在烈士墓后，让他得以安息。
少丰比对旷主席的悲惨遭遇，不禁吓出一声冷汗，如今的宣传科长，已任另一个地级市b市的教育局长，也被突然而降的莫须有罪名，被关进了监狱，会不会有铁杆保护他不再遭毒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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