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内，灯光如昏黄的烛火，摇曳着微弱的光芒。少丰用力揉了揉酸涩的双眼，仿佛要将那疲惫揉碎。京城的深秋，寒意如刺骨的冰霜，肆意侵袭着他的身体，但他却浑然不觉，所有的注意力都如磁石般被那堆泛黄的档案紧紧吸引。作为一名地方文史研究者，他早已习惯在故纸堆中探寻真相，然而今日，他的手指却如风中残叶般微微颤抖。
“黄铁珍……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2年与苏联科学家伊万·彼得罗维奇结婚……”少丰轻声念着档案上的文字，那声音轻得仿佛怕惊醒了这些沉睡多年的灵魂。窗外，一片枯黄的梧桐叶如迟暮的蝴蝶，飘落在窗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似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少丰抬头望向窗外渐暗的天色，思绪却如脱缰的野马，飘向了半个多世纪前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上，红旗如燃烧的火焰，猎猎招展。铁珍站在观礼台上，仰望着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泪水如决堤的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想起二十年前离开家乡时那个雨夜，想起在日本留学时听闻九一八事变的愤怒，想起抗战时期在后方医院的日子。“铁珍同志，你好啊！”一个熟悉的声音将她拉回现实。铁珍转身，看到章主任正朝她走来，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章主任！”铁珍惊喜地握住对方的手，“您也来参加典礼了？”“当然，这么重要的时刻怎么能错过。”章主任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对了，听说你被分配到外交部了？”铁珍点点头：“组织上考虑到我有留学经历，懂几门外语...”“太好了！我在纺织部，以后多来往，也帮帮我们部里的同志！”章主任拍拍她的肩膀。“没有问题，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就是了。”铁珍爽快地答道。“问你个私人问题，处对象了吗？”章主任关心地问。铁珍羞涩地说：“还没嘞！我一直在前线，跟谁处嘛？”章主任轻快地说：“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
铁珍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已经四十岁了，在那个年代算是“老姑娘”了。战火纷飞时期，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生死博斗中，个人问题一拖再拖。一个月后，在外交部举办的中苏友好交流活动上，铁珍第一次见到了伊万·彼得罗维奇。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眼神温和的苏联科学家，正在讲解苏联在原子能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二十多年前，章主任留学苏联时，伊万也是刚毕业留校的助教。“铁珍同志，这位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同志，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章主任微笑着为他们介绍，“伊万同志，这位是铁珍同志，我们外交部优秀的翻译人才。”伊万用生硬的中文说道：“你好，铁珍同志。”他的发音有些滑稽，但眼神真挚。
铁珍用流利的俄语回答：“很高兴认识您，彼得罗维奇教授。”伊万的眼睛亮了起来：“您会说俄语？太好了！”章主任站在一旁，满意地看着两人交谈。她又想到当年在边区，男女比例极度失衡，想从前方调一批女青年到后方，与单身的年龄偏大的老领导组建家庭，以铁珍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却不买账，非要在前线与敌人拼命。此事虽然作罢，但铁珍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多年过去了，青春靓丽的铁珍也已成为进入中年的妇女，应该有个家庭了。但铁珍毕竟是留日大学生，文化知识水平高，若是老红军或三八式干部，文化知识差距太大，怕是难以谈得拢的。章主任思前想后。突然听说苏联援华专家里，有她当年留苏时的老师，仍然还是单身。于是果断地当起了跨国红娘，介绍伊万和铁珍认识。
伊万比铁珍大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但身姿依然挺拔。活动结束后，铁珍真诚地说：“谢谢章主任，我的好大姐。”章主任摆摆手：“伊万是个好同志，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他那时还是个刚毕业的助教，这么多年也一直忙着教学和科研，没有恋爱没有婚姻，一心扑在苏维埃建设事业上。”她顿了顿，“我们国家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专家。伊万来帮助我国。你再与他组建家庭，帮他解决后顾之忧，于国于家于你自己都有利，是家国情怀的具实体现。”铁珍明白章主任话中的深意。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特别是科技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苏联的援助至关重要，而像伊万这样的科学家正是国家急需的人才。
次年春天，铁珍与伊万于京城举办了一场简约的婚礼。新任纺织部的章副部长犹如春风般第一个抵达现场，送上了一对绣着鸳鸯的枕套，仿佛为这对新人的爱情注入了甜蜜的祝福。新任编译部的陈副部长更是带着他的苏联妻子亲手烤制的列巴面包，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整个婚礼现场。“祝你们幸福。”曾经任过总政委的陈副部长举起酒杯，用俄语说道。他的俄语虽然带着浓重的口音，却如同一曲优美的交响乐，流畅而动听——那是他在苏联十三年的深刻印记。婚后的时光，忙碌而充实，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铁珍在外交部负责科技交流的翻译工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两国科技交流的道路；伊万则被分派到中国科学院，参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恰似一名勇敢的探险家，在科学的海洋中奋勇前行。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安娜如天使般降临人世；两年后，他们的儿子谢尔盖又如小太阳般降生。这两个混血孩子的到来，犹如春天里盛开的花朵，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温馨。
章副部长与卫生部苏副部长，两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也组建了一个和谐的家，虽然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最隹年龄期，但仍恩爱有加。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苏副部长竟然累倒在办公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又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经进入晚期。不到半年便撒手人寰，留下章副部长孑然一身。正如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铁珍最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在外交部的内部会议上，关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伊万也变得越来越沉默，常常深夜还在书房工作到很晚。“怎么了，亲爱的？”一天晚上，铁珍推开书房门，发现伊万正对着家人的照片发呆。
伊万勉强笑了笑：“没什么，只是...所里的气氛有些奇怪。有些同事开始疏远我。”铁珍走过去抱住丈夫：“别多想，这只是暂时的。”但她心里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二天上班时，她注意到陈副部长的办公室门紧闭着，秘书说他请了病假。“铁珍同志，能谈谈吗？”章副部长突然出现在走廊尽头，脸色凝重。在章副部长的办公室里，铁珍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苏联政府决定撤回所有专家，包括...伊万同志。”铁珍感到一阵眩晕：“什么时候？”“下个月。”章副部长叹了口气，“我很抱歉...这是最高层的决定。”那天晚上，铁珍和伊万相对无言。两个孩子已经睡下，房间里安静得可怕。“我必须回去。”伊万终于开口，“这是命令。”
铁珍紧紧抓住丈夫的手：“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他们是中国公民，应该留在这里。”伊万的声音哽咽了，“但你...你可以跟我一起走。”铁珍摇摇头：“我不能。我的工作在这里，我的祖国在这里。”她顿了顿，“而且，章副部长说过，国家建设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伊万痛苦地闭上眼睛：“我明白。”1960年夏天，伊万和其他苏联专家一起登上了回国的列车。站台上，铁珍抱着两个孩子，泪水无声地滑落。不远处，陈副部长也在送别他的妻子柳德米拉和两个孩子。他们的眼神相遇，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痛苦和理解。“保重。”陈副部长用俄语对妻子说。柳德米拉哭着点头：“你也是，我亲爱的。”列车缓缓启动，带走了两个家庭的另一半。铁珍感到安娜在她怀里颤抖，谢尔盖则睁大眼睛看着远去的火车，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日子异常艰难。铁珍既要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孩子，常常精疲力竭。更糟的是，单位里开始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说她“里通外国”。陈副部长的处境更糟，他被调到了一个闲职，几乎无事可做。
没过多久，另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爆发。铁珍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但她没想到会来得如此猛烈。“妈妈，为什么同学们说我是'狗崽子'？”一天晚上，安娜哭着问。铁珍心如刀绞，却不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铁珍！快开门！”是章副部长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慌。铁珍打开门，章副部长跌跌撞撞地进来，脸色惨白：“他们抓走了陈副部长！说他...说他在国外十几年，一定是外国特务！”铁珍倒吸一口冷气：“这太荒谬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章副部长颤抖着说，“红袖套到处抓人，你也要小心...你的出身...”铁珍苦笑：“地主家庭出身，留日学生，还嫁给了苏联人...我大概已经在名单上了。”果然，三天后，一群红袖套冲进了铁珍的家，把她拖出去批斗。他们给她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强迫她跪在碎玻璃上。“交代你的罪行！”一个年轻的红袖套厉声喝道。铁珍抬起头，脸上已经血迹斑斑：“我唯一的'罪行'就是爱我的祖国，并为她工作了一辈子。”“狡辩！”红袖套一脚踹在她背上。批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晚间结束时，铁珍被扔在家门口，奄奄一息。是安娜和谢尔盖把她拖进了屋里。“妈妈...你会死吗？”谢尔盖哭着问。铁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抱住孩子们：“不会...妈妈不会丢下你们...”
断断续续的群众大会，不知进行了多少次，持续了多久？忽然有一天传出噩耗，说有位姓陈的副部长在群众大会后死了。而更让铁珍心碎的是，章副部长也在同一天去世——说她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一场大雨后漏电，她被活活电死。“她是自杀的。”一个邻居悄悄告诉铁珍，不同的消息满天飞。“她听说陈副部长死了，就...就崩溃了。”铁珍闭上眼睛，泪水无声地流下。她知道章副部长与陈副部长都在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又一直在红军部队任职，共同经历过多少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死去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群众大会依然在进行。他们从铁珍身上找不到什么，就把她关进牛棚，每天都要接受劳动改造。唯一支撑她活下去的，就是两个孩子。每当她想要放弃时，就会想起他们无辜的眼神。“我必须活着...为了他们...”这是铁珍每天早晨醒来时对自己说的话。
噩梦终于结束，铁珍如凤凰涅盘般熬过了这一劫，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她的健康已如残风败柳，被严重摧残，头发如霜雪样洁白，背也如弯弓般驼了。安娜和谢尔盖在磨难中长大成人。后来，中苏关系如解冻的冰河开始缓和。铁珍收到了伊万朋友的来信，得知伊万回国后受到审查，还被克格勃监视着工作，他终日郁郁寡欢，借酒消愁，如溺水之人沉溺于酒精，后来竟酗酒成瘾，突然离世。铁珍得知这一噩耗时，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她手握来信，泪水如决堤的洪水长流不止，呆坐了一天一夜，从此也如被抽走了灵魂，直到因病去世。临终前她格外清醒地对孩子们说：“不要有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病也好了……”
窗外的风声如泣如诉，将少丰从沉思的深渊中拽了出来。他惊觉自己的脸颊已被泪水浸湿，仿佛一颗颗晶莹的珍珠顺着面庞滑落。档案中的这些人物虽已离世多年，可他们的故事却如同一幅幅鲜活的画卷，在少丰的眼前徐徐展开，每一幅都令人心碎不已。少丰缓缓合上档案，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他要为这些被历史遗忘的灵魂谱写一部壮丽的史诗，让后人知晓，在这个国家的成长历程中，有多少理想主义者义无反顾地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们炽热的爱情、温馨的家庭，乃至宝贵的生命。窗外最后一抹夕阳的余晖洒在档案封面上，那上面用褪色的墨水书写着几个苍劲有力的字：“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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