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是最现实的秤砣，压在人心最深处的地方。
清早的食堂角落，仍残留着昨夜未散的潮湿寒气。铁皮棚顶上的冷光灯，将长条桌推到墙边，只留下一张掉漆的铁桌和两条长凳。我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纸——厂里发给我的“纸质工资单”。白纸黑字刺得眼睛生疼：
基础工时工资：￥1260元
夜班补贴：￥0元
绩效奖：￥0元
扣除费用：
— 工衣押金：200元
— 水电+食宿费：320元
— 培训费（含管理指导费）：500元
— 制度惩罚（迟到+未遵守厂规）：114元
实发：￥126元整
这四个冷冰冰的大字——实发工资：126元整——像锋利的刀口，一下子在心头划出血口。
我盯着那串数字，脑中只回荡一个问题：我他妈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坐牢？
回到宿舍前，我又绕道去厂区公示栏。那儿有块公告牌，上面钉着一叠工资单，每个人都得排队领“纸质工资条”。我在队伍里站了二十多分钟，冻得双手发抖，队伍动一寸，就意味着多等上两分钟。
排在我前面的，是老白。四十来岁，脸上布满类似麻风疤痕的坑洞，像被火灼过的痕迹。他接过工资条，拿在手里，又看又骂，牙齿惨白参差：“老子干了一个月，就值一只猪腿？操你妈的厂！”
他笑得像疯狗，那笑声在糟糕的空气里格外刺耳。我望着老白那张糟糕的脸，心里却一点笑意也没有——这种窒息的屈辱感，让人想哭却没有一点泪水。
明细：一场精心设计的剥削
拿回床铺上，我蹲下来，将工资条摊在手心，指尖因设计扣项而绷得发白。
基础工时工资 1260元： 按160小时计，每小时7.875元。
扣除项目 1134元： 相当于把大部分“血汗钱”回收了。
我终于看清，它们拿走了五倍于我的工资。170多元的工衣押金、住吃费用、500元培训费、114元莫名“处分”…
每一项，都是提前设计好的陷阱，让人自投罗网。
我突然明白，不是我没干够活，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付你应得的报酬。工资条，不过是一张变相的契约书——将你的劳动力分期抵押，直到你彻底撑不住。
同伴的苦笑
“哟，新人也领到了啊？”阿昌推门进来，他手里夹着一根劣质烟，递给我时露出一个苦笑，“不错啊，一百多呢，够你在外面买条烟回来抽抽。”
我垂下头，不接烟，只握着那根折皱的工资单。
他叹口气，坐到我对面：“你第一个月多少？”
“126。”我声音低得像风吹过铁皮。
阿昌摇头苦笑：“上个月我才86块，干得再拼，也不如他们扣得巧。”
“扣你啥？”我终于抬头问。
“说我浪费电，手机晚上没交。可我手机早就被收了。”他耸耸肩，“厂里随便编个理由，财务就敢扣。”
我又低头看那行“制度惩罚”，114元，莫名其妙地扣在迟到和违纪上。我连一次厕所超时都被掐着秒，却依旧莫名其妙被罚，仿佛在提醒：你是下等人，你说了不算。
斌叔的“通天秘诀”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宿舍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潮湿味。门口，斌叔倚着墙角，叼着根软中华烟，像个世外高人一样等我。
“净空啊，第一份工资拿到啦？”他鼻音浓重，笑得很温和。
我点头，却没像其他同伴那样打招呼。
“这厂子里，讲的是规矩。你做一天活，就挣一天饭。”斌叔吐出一口烟圈，慢悠悠地说，“别怕扣得多，那都是磨人，磨你服气。等你服气了，就不折腾了。懂不懂？”
我盯着他的烟头，眼神冰冷，不苟回应。他伸出三根手指晃晃：“撑过三个月，不死不残，就有人带你进‘技能组’，工资直上三千。”
“真有这事？”我问。
“能撑过三个月的，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要么疯了，要么废了。”
话音落，他便哼了一声，转身离开。
筑牢绝望的“感恩会”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床板的硬棍子硌得我全身僵硬，耳边仍能听见小翠在另一张床上的磨牙声——她一定做噩梦了。我本想安慰她，却在黑暗中沉默，只听到自己心脏有节奏的跳动。
次日早晨，厂里通知我们参加“感恩会”。所有工人必须穿戴整齐，按组列队在饭堂就座。整齐划一的塑料椅子，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厂歌，台上架起的大屏幕不断闪动着厂徽。
秃顶中年厂长穿着西装，面无表情，像念祭文般开场：“感谢厂方给大家提供学习平台，让你们掌握专业技能，获得稳定生活保障！”接着是一段段“忠于岗位”“心系厂区”的口号，全场齐声应和，声音响亮却空洞。
随后，所有人被要求写“感恩体会”。我拿着那支早已被手汗打湿的笔，在纸上写下五行字：
“在这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是贱命。
我努力工作，换来贫困。
我遵守制度，换来惩罚。
我忍辱负重，换来屈辱。
我活着，不是因为我该活着，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打算弄死我。”
我把体会纸交给台前的年轻女职员，她随手翻看一秒，冷冰冰地说：“不合格，重写。”
我看着她，片刻呆滞后，转身离开。她没有再喊我，我知道，在这里，任何一句真话都是“扰乱好心情”。
“放早班”背后的不祥预感
第三天下午，斌叔忽然宣布：所有人可以提前半小时下班。这是入厂以来，首次听见“放早班”这词。
宿舍里顿时一片喧哗，同伴们收拾工具，摩拳擦掌，像是赢得了某种胜利。可我的心却一沉，感到不祥。
晚饭时，小翠没有出现。阿昌低声问：“你说，她不会是出事了？”
我没说话，只觉得胸口像被一根寒刺扎住，呼吸艰难。
突然，食堂外传来一阵骚动，人群中有人尖叫：“有人跳楼啦！！”
我全身一震，下意识冲了出去。
二楼天台边，黑色的天际与灰色的厂房形成一条冷峻的水平线。护厂队员按着纪律，站成两排，脸无表情。站在栏杆边的是小翠——她光脚站立，身影消瘦，长发被风吹得乱舞。她的一只手死死捏着什么，另一只手扶着栏杆，那动作像定格的画面。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小声议论，却没有人敢上前劝阻。或许他们都知道，这里谁也救不了任何人。
我本能地往前挤，喊她的名字：“小翠！别跳——”
声音像石子投入深井，被无情吞没。
下一刻，小翠转过头，嘴角闪过一个解脱的微笑，仿佛想说“我自由了”，然后——纵身一跃。
一声闷响，血在天台水泥地上绽成一朵残酷的花。鲜红的液体恣意流淌，溅染了地面，也染红了无数颗冷漠的眼睛。
那一刻，我的大脑彻底空白。世界崩塌得无影无踪，只剩小翠那抹解脱的笑容，如同最后的审判。眼角有泪，模糊了视线，却不知是悲伤，还是愤怒。
我第一次，毫无预兆地，产生了杀人的念头。
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冷静地想：若有一天，我能活着走出这里，我一定要回头杀一个人——一个把佛门兄弟与南下工人都送进炼狱的人。
当晚，我未尝合眼。宿舍屋顶那盏忽明忽暗的白炽灯，像一只审视的眼睛，不停地眨动。它闪烁着冷光，似乎在对我低语：
“你还没死，所以你得看着。你欠的，不仅仅是那几万块，还是这里的规矩与枷锁。直到你将这一切推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闭上眼，脑海中却浮现斌叔、阿昌、老白、还有小翠的一幕幕：每个人都在这座地狱里挣扎，或疯、或废、或死。
窗外，夜风卷起塑料棚顶的碎响。我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血与汗一起涌上来。
明天，我要踏出这一步。
哪怕前路凶险，我也要带着那张工资单、一把藏在床底的螺丝刀，冲破这牢笼。只有这样，我才配得上称自己为人，而非债与枷锁的附庸。
—— 第一份工资，换来的是最后一次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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