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隋点着油灯，灯火昏黄，映得地下站台像一间年代久远的骨房。他沉着脸翻看手里的几页编号卡复印件，眉头皱得像绞布，一道一道的褶，像他的命运刻痕。
“净空，”他第一次喊我这个名字，不再是‘程安南’，也不再是墙上的‘q-S001’。
“这份档案……你自己看看。”
我接过来，是编号q-m128的资料。照片是一张模糊的侧脸，背景明显是晨丰工业旧楼区，名字栏却是空的，只写着：“编号持有者已注销，资料归档于A-3死档区”。
但最让我警觉的，是资料的第二页。
第二页不是官方数据，而是手写的一段话，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
“我不想忘了我叫什么。但他们说，叫出来，就会被删。”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猛地击打了一下。
“这不是厂方的记录。”我说。
“不是。”老隋冷笑一声，“这是我们从编号者遗留背包里翻出来的一页笔记。我一直以为是孤例，后来查到系统里竟有两份关于‘q-m128’的记录。”
他把另一个纸夹抽出来，拍在桌上。
第二份，是q-m128的“替代档案”。其中包括了一张脸部算法图，自动生成的假名叫“杜成伟”，入职记录地点为“南境后线设备厂”，入职时间为三个月前。
但这个“杜成伟”，根本不存在于任何真实场景中。
“他们在用老编号者的身份，套上新的假人。”我喃喃。
“更精确地说，是为了填补编号空档——数据不允许太多编号崩溃，必须有‘活的编号’挂在系统里。”老隋叹道，“但真正的人，早死了。”
我这才明白，编号系统，不只是删人，它也替人。
数据被删，是毁灭；数据被替，是亵渎。
“这不叫归档，这叫亵渎人的存在。”我低吼道。
老隋盯着我，眼神清冷如刀：“你明白了。编号者不是‘资料’，他们是人。你若真想留下他们的名字，就别做个编号搬运工。”
我怔住。
“资料，是给机器看的。人，是要被讲出来的。”
“讲出来？”
他点头：“你写过东西吧，文字、故事、报告、悔过书、记录信……不管什么形式，把一个人写出来，是唯一能让他‘活在别人的脑子里’的方法。”
我沉默许久，缓缓点头：“我写。但我要写得像他们在跟你说话。”
“好。”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粗糙的黄皮笔记本，扔给我，“这叫《编号者回忆录》。你是第一位主编。”
我双手接过本子，心里沉重得像捧着几百条命。
——
我挑了第一个人：小翠。
不是因为她死得最惨，而是因为她在死前笑得最纯粹。
我写她的出身，她的蓝色工衣，她在大食堂里偷偷把炒蛋多给阿妹一点的样子。
我写她晚上趴在床上看厂里发的破旧小电视，看那些婆媳剧看得流泪；我写她半夜在厕所里把自己割腕，却怕血滴到瓷砖被厂方罚款，于是忍着痛用毛巾包着手；
我写她在跳楼前，在走廊尽头看了整整十分钟天空，然后扭头看着我们，说：“记住我，好吗？”
我一字一句地写下：“她叫小翠，不是q-E031。”
写完那页，我把本子放到墙边，合上笔盖。
老隋过来看了一眼，轻声说：“继续。她不是唯一的一个。”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疯了一样找资料、翻旧纸张、回忆语气动作神态。我开始把每一个编号背后的人写出来，不用系统语言，不写什么“事发单位”“绩效异常”“自动清除”。我写他们爱吃什么、说过什么话、哭的时候是不是会发抖。
林澈看见我写得满眼红血丝，说：“你写这些，系统不认。就算你发出去，也没人相信。”
我停下笔：“我不写给系统看，我写给他们自己。”
“他们已经死了。”他低声说。
“那我就写给还活着的人。”我抬起头，“我只要有人，看见他们在故事里活过。”
——
一个星期后，我写了八个人。每人一章，每章都以一句话开头：
“他存在过。”
我给这本集子起名：《编号回音录》。
林澈拿着这份手写本默然良久，终于说：“我可以联系境外镜像论坛的朋友，把它数字化。”
我点点头，却没接话。
心底却越来越明白一个事实——
编号，是社会的毒，但讲述，是我们唯一的解毒方式。
系统可以屏蔽数据、抹除工号、焚毁档案，但它无法禁掉一件事——
有人记得，有人讲。
那晚，我在墙下点上一支蜡烛，默默对着四十八张照片念了一句：
“你不是编号，你是人。你活过，我写下你了。”
风吹灭蜡烛时，我低声对自己说：“我要把你们都写出来。”
一个也不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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