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延安，踏上北上的路，我的脚步缓慢却坚定。
从黄土高原的深处继续前行，我来到了中国北方的另一座边塞重城——榆林。
这是一座被风雕刻过的城市。风，从沙漠吹来，从戈壁吹来，从漫长的长城那头呼啸而至。榆林人不怕风，他们习惯了让生活在风中长出筋骨。
这里是长城的咽喉，是秦晋与内蒙古交汇的骨节，是农与牧、北与中、中与原的交错地。
榆林的地名像一张粗布织就的地图——镇北台、红石峡、无定河、米脂女、佳县鼓、绥德书。每一个名字都带着沙尘味，也藏着岁月的密语。
我来，是为了触碰那种“站在风里也不眨眼”的精神。
一、镇北台：风里修出的历史肌肉
我第一站，是镇北台。
据说，这是明长城最宏伟的墩台之一，三十米高的台体，如一尊土黄色的石雕，静默矗立在榆阳区的风口处。
我爬上镇北台时，风大得几乎要把我的帽子卷走。我蹲在台顶角落，听风从台砖缝隙中呼啸而过，仿佛在讲千军万马的过往。
有个老人也在台上，他是当地义务讲解员，靠着墙、戴着老棉帽。
他说：“你听见了吗？这风，不是吹你，是让你记住。”
我问：“记住什么？”
他答：“记住曾经有人在这儿冻得发抖，也要守着边，哪怕没人告诉他们值不值。”
我写下：
“榆林的墙，不只是城防，
是边地之上的人骨头；
她不是历史遗址，
是一个民族的硬气所在。”
二、红石峡：石缝间的信仰与书写
第二天，我转向南边，来到了红石峡。
峡谷不大，却深沉。红褐色的石壁上刻满了题词、诗文、年号、官名。从明代至清末，每一寸石面都写着一段故事。
我沿着峡谷小径走，阳光从石缝间洒下，一线线落在字上，仿佛点亮了那些已经沉睡的声音。
在一块清代石碑前，我遇到一位中学生，正在临摹碑文。
他说他是绥德人，学校组织来写生。他边描边念：“风生峡内，笔落石间。”
我问：“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他说：“不记得了，但老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写’。”
我写下：
“榆林的字，不求传世，
但愿刻进石头、穿进风里；
她的峡，不靠奇险出名，
却每一步都踏实着朝代的脚印。”
三、无定河边：沙水交界的民族边缘感
我走向榆林北界的无定河。
这条河名唤“无定”，实则四季波动不休。有时河水盈盈，有时沙压成岸，像极了这里的历史：常变、不绝。
河岸边，有牧民赶着羊群过河。几只小羊挣扎着不愿下水，被主人抱着挨个送过对岸。
我坐在岸边，与牧民攀谈。他是蒙古族后裔，说着一口夹杂着汉语和蒙语的方言。
我问：“你觉得这条河重要吗？”
他说：“它要走了，风就来；它不走，人心就定。”
我听懂了。他说的不是水，是一种边境民族的生活节奏。
我写下：
“榆林的水，不温柔，
却分清了牧与农，边与中；
她的河，能驯羊，也能载兵，
是沙漠的缝，是草原的线。”
四、米脂与佳县：女儿的故事与鼓声里的乡愁
我南下至米脂。
这座小城因“米脂女”而着名——传说中的聪慧、贤良、美丽、刚强。村头墙上还写着“米脂婆姨赛貂蝉”，虽是俗语，却透出一种自信的骨感。
我走进一位老人开的手工作坊，那里正在制作传统布鞋。他的孙女正用竹针缝布，眼神沉静、动作利落。
我问她：“你想离开米脂吗？”
她头也不抬：“不走。走了谁来缝奶奶的布底？”
从米脂往东，我又到了佳县。
那一夜我正好赶上黄河岸边的“佳县鼓会”，满村都是鼓点，年轻人赤膊上阵，汗如雨下。
有位老妇人倚在窗前，看着儿孙打鼓，轻轻对我说：“鼓打出去的是声，回来的，是心。”
我写下：
“榆林的女，不靠美貌赢口碑，
是把生活缝进布里的人；
她的鼓，不为庆典，
是寒夜里把自己叫醒的方式。”
五、绥德书馆与黄土崖畔：一页页翻动的在地文化
最后一站，我抵达绥德。
这是一座安静、内敛的陕北老县，有自己的书馆、自己的说书人、自己的黄土地。
我参加了一场小型的陕北说书会。老人们围坐在一处大炕上，轮流说段子、讲古事，有时配二胡，有时光靠嗓子。
一个老艺人问我：“你从哪儿来？”
我答：“全国各地。”
他说：“那你记住，别管走多远，记得这话——‘风刮三尺，不乱正骨；沙埋半身，心还坐正’。”
我写下：
“榆林的书，不藏在城里，
藏在炕上、腰里、干粮袋里；
她不怕忘，
因为人还在讲。”
塞北落笔·地图起笔·吕梁在望
五日榆林，我穿越了长城与沙漠的交界，看见了一座城市如何把风沙变为脊梁，把沉默变为回声。
榆林，不甜，也不烈。
她的风不温柔，却使人站直。
她的城不喧哗，却写满了守望的本色。
我摊开《地球交响曲》的地图，在陕北边缘、毛乌素沙地南缘、古长城尽头处郑重落笔：
“第227章·榆林：沙不压骨，风自有声。”
下一站，是吕梁。
我要翻过黄河，进入山西的脊梁地带，去看太行西边如何藏着另一种中国的倔强与苍茫。
我收好风吹来的土布和米脂那双针线缝制的布鞋，轻声说：
“塞风送别，山路相迎——吕梁，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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