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7章 黑土上的脚印
我第一次见到邹绍博，是在校办农场的打谷场上。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裤脚沾着新鲜的黑泥，正指挥着工农兵学员们平整土地，筹备秋收的晒谷场。阳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额角的汗珠砸在晒谷场上，洇出小小的湿痕。
“这位是邹绍博，新来的工农兵学员，兼任团总支书记。”校领导介绍时，他伸手与我相握，掌心带着农具磨出的厚茧，“以后团总支的工作，还要麻烦杨老师多指点。”
我是学校的留校老师，也是团总支副书记。因不是党员，只能屈居副职。邹绍博的到来，像一阵风刮进平静的农场——他不仅是党员，还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
春耕时推广秸秆深翻还田，别人嫌麻烦，他带着学员们跪在田里，手把手教大家调整犁的深度，黑土地在他脚下翻涌出湿润的浪。“庄稼人靠的是土里生金，把地养好，玉米才能抗旱增产。”他擦着汗说这话时，眼里亮得像撒了星子。
农场场长来视察时，看着绿油油的玉米苗，拍着他的肩膀笑：“要是今年能丰收，我就给学校打报告，把你留在农场，做技术员，还要给你记大功！”邹绍博只是挠头笑，转身又扎进田里，连晚饭都忘了吃。
从农场回到学校，党组织常派我和周绍博一起出差外调，去核实学生家庭成员的政治历史情况，以便在时机成熟时发展为党员。
那是一次前往西丰的旅程，当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时，夜幕早已如墨般浓重地笼罩了整个城市。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昏暗的街边寻觅着一家合适的小旅店。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家看似还不错的旅店，虽然它并不起眼，但至少能提供一个暂时的栖息之所。推开门，走进那间略显简陋的房间，我如释重负地放下背包，准备好好休息一下。
然而，就在我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邹绍博突然开口说道：“杨老师，我今晚想回家住，明天一早再回来。”他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有些突兀。
我愣住了：“你家在西丰？”他点头，眼神有些躲闪。
第二天清晨，我刚洗漱完，就见他拖着沉重脚步走来，眼窝泛着青黑，精神蔫得像被霜打了的庄稼。
“昨晚没睡好？”我递过热水。
他接过却没喝，只是低声说：“没事，赶紧去外调吧，耽误了周日的审查大会就糟了。”
我执意要他歇半天，他却摇着头收拾背包：“西丰的事办完，还得去开原，一天都不能耽搁。”
火车上，他靠在车窗上就睡着了，眉头皱着，像是在做什么不安稳的梦。我看着他疲惫的侧脸，忽然想起前几天他收到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当时他看完就揉成了团，扔进了灶膛。
变故发生得如此突然，让人猝不及防。就在我和周绍博回到学校的第三天清晨，一切都还显得那么平静和正常。然而，当我路过礼堂附近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惊愕得无法动弹。
只见后墙上贴着一张张白纸，上面用浓黑的墨汁写满了字，这些字密密麻麻，让人眼花缭乱。而最顶端的标题更是如同闪电一般，直直地刺进了我的眼睛，带来一阵刺痛——《血泪控诉邹绍博》。
这个标题如此醒目，仿佛是用鲜血写成的一般，让人不寒而栗。而落款处的“西丰乡下未婚妻”更是让我心中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党委副书记贾老师的脸色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他的嘴唇紧紧抿着，透露出一股无法抑制的愤怒。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那严厉的目光像两道闪电一样直直地射向我，让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把大字报抄下来，一字不落！\"他的声音冷冰冰的，没有丝毫的感情，仿佛我是一个犯了大错的学生，而他则是那个毫不留情的惩罚者。
我赶忙拿出纸和笔，坐在大字报前的地上开始抄写。我看到大字报，深吸一口气，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周绍博的所作所为。我努力让自己的手不再发抖，然后开始一笔一划地抄写那些字。然而，每写一个字，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疼痛难忍。那些字在我眼中渐渐模糊，最后连成了一串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滑落下来，滴在了纸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邹绍博在乡下竟然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他们之间的感情深厚，早已私定终身，甚至女孩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然而，邹绍博却为了能够留在城市里，为了那个所谓的“技术员，记大功”的承诺，选择了隐瞒这一切。他不仅对周围的人守口如瓶，还不断地在给女孩的信中劝说她打掉孩子。
他在信中写道，只要等他在城里站稳脚跟，就会立刻回去接她。可实际上，他内心深处或许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会兑现这个承诺。
女孩等不到归期，挺着孕肚辗转来到学校，写下了这七张字字泣血的大字报。
处理结果下来得如此之快，仿佛一切都已经注定。邹绍博被开除了党籍和学籍，并且要被遣送回乡。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宣布决定的那一天，阳光明媚，但邹绍博的心情却如同被乌云笼罩一般沉重。他穿着那件已经洗得有些发白的蓝布工装，站在宽阔的操场上，显得格外渺小和无助。他的身体微微颤抖着，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同学们都远远地看着他，眼中充满了惊讶和惋惜。而邹绍博却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玉米，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他的目光空洞无神，只是呆呆地望着远处的黑土地，那是他熟悉的故乡，也是他即将回去的地方。
在这一刻，邹绍博没有丝毫的辩解。他知道，再多的言语也无法改变这个残酷的事实。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有那通红的眼眶，泄露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甘。
送他走的那天，我去了火车站。他背着简单的行李，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当初场长承诺给他记大功的便签。“杨老师，”他声音沙哑，“我以前总觉得，把地养好就能生金，却忘了有些根，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
火车开动时，他忽然朝窗外喊：“告诉她，我回去了，不要在学校闹了！”风把他的声音吹散在空气里，像一粒被风吹走的种子。
后来我有一次去西丰外调，特意绕到他所在的村子。远远看见一片玉米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弯腰锄草，身旁站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黑土地在阳光下泛着油光，玉米长得比往年都壮实。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邹绍博说过的话——土里能生金，可只有把心扎在土里，才能守住最真的东西。
火车离开时，我望着窗外倒退的田野，忽然明白：有些脚印，印在黑土地上，比任何功名利禄都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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