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冬天，阴冷潮湿，像极了我此刻的心境。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医院，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冰冷而刺鼻。我躺在病床上，手臂上插着留置针，化疗药物正一点一滴地注入我的血管，带来一阵阵恶心和难以言喻的虚弱。
化疗的副作用远比想象中更可怕。剧烈的呕吐几乎让我脱力，口腔里布满了溃疡，连喝口水都疼得钻心。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脱落，每次梳头，看着缠绕在梳齿上的发丝，都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告别。镜子里的那个人，苍白、憔悴、光秃秃的头皮上只剩下稀疏的绒毛，陌生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最难以忍受的是骨痛。仿佛有无数根细针在骨髓里反复穿刺，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深入骨髓的酸胀和刺痛，常常让我蜷缩成一团，冷汗浸透病号服，牙齿死死咬住被角，才能不让自己呻吟出声。
这一切，我都只能独自承受。小雅在国内，隔着千山万水，只能通过视频和电话给我打气。她看着我迅速消瘦下去的脸颊和光秃的头顶，在屏幕那头哭得不能自已，反而需要我来安慰她：“没事的，小雅，我挺得住。医生说了，反应越大，说明药效越好。”
我不敢告诉哥哥真相，每次他打来越洋电话，我都必须强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用尽可能轻快的语气告诉他，培训很顺利，工作有点忙，这边一切都好。他絮絮叨叨地叮嘱我注意身体，按时吃饭，还说德云社最近又有什么趣事，谁又被谁砸挂了。听着电话那头熟悉的热闹和关怀，我的眼泪只能无声地流淌，挂断电话后，往往需要很久才能平复情绪。
而张云雷……这个名字成了我心底最深的禁忌和最痛的伤口。我刻意不去想他，不去搜索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怕看到他一如既往的光鲜亮丽，会更衬得我的狼狈和不堪；我更怕看到他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消沉，那会让我所有的牺牲和决绝变得动摇。
我必须坚信，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离开他，是为了他好。
直到那次突如其来的剧烈呕吐之后，我迟迟未至的生理期让我心中警铃大作。一种荒谬却又无法抑制的猜想浮上心头。我颤抖着手，让护工帮我买来了验孕棒。
当那清晰无比的两道红杠出现在眼前时，世界仿佛瞬间静止了。巨大的震惊、恐慌、无措之后，是一种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汹涌而来的柔软和坚定。
孩子？
我和他的孩子？
在我们已经“分手”，在我身陷囹圄、生死未卜的时候，这个小小的生命，竟然顽强地扎根了。
主治医生dr. Evans拿着我的检查报告，眉头紧锁，脸色无比严肃。
“Lin,this is very serious.”他的语气沉重得让人窒息，“Your body is already under tremendous stress from the chemotherapy. continuing with this pregnancy w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burden on your heart, liver, and kidneys. the risk of infection, bleeding, and other fatal plications is extremely high. moreover, the chemotherapy drugs have teratogenic risks to the fetu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baby being healthy is... not optimistic.”
他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几乎是恳切地说：“I strongly remend terminating the pregnancy immediately. this is the safest choice for you. we need to focus all our efforts on treating your leukemia.”
终止妊娠？
这四个字像冰锥一样刺进我的心脏。
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依旧平坦的小腹。这里，有一个小生命正在萌芽。是我和磊磊相爱过的证明，是连接着我们之间那看似已经断裂的纽带。
如果我放弃了治疗，我可能会死。
但如果我放弃了这个孩子，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已经放弃了他，难道还要放弃我们共同创造的生命吗？
一种近乎悲壮的勇气从心底最深处升起，压过了所有的恐惧和犹豫。
我抬起头，迎上dr.Evans不赞同的目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声音却异常清晰和坚定：“doctor, I understand all the risks. but I want to keep my baby. please, help me. I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bear any pain. I want to try.”
dr. Evans震惊地看着我，似乎无法理解我的选择：“Lin, this is not about bearing pain! this is about your life!”
“I know.”我哽咽着，却努力扯出一个微笑，“but this baby is my life too.maybe its the only part of him I can keep. please.”
最终，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评估和多科室专家的紧急会诊，在我签下厚厚一沓知情同意书和免责声明后，医院最终同意尝试为我进行保胎治疗。
这意味着，我的治疗方案必须进行大幅调整。不能用对胎儿影响大的药物，化疗的剂量和周期需要更加精细地控制，如同在悬崖边上走钢丝。我的身体成为了战场，一边要对抗疯狂增殖的癌细胞，一边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腹中脆弱的新生命。
接下来的日子，真正成为了炼狱。
孕早期的反应叠加化疗的副作用，让我几乎无法进食，全靠营养液维持。剧烈的呕吐常常导致脱水酸中毒，需要紧急补液。为了保护胎儿，很多缓解症状的药物我都不能使用，只能硬扛。
每一次化疗都像死过一回。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免疫力几乎为零，一次小小的感冒都可能引发严重的感染。我被隔离在层流病房，大部分时间只能看着窗外四四方方的天空。
但奇妙的是，每当我觉得撑不下去，快要被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吞噬的时候，把手轻轻放在小腹上，感受着那里微弱却真实存在的生命气息，我就仿佛又能汲取到一丝力量。
我开始对着肚子里的宝宝说话，告诉他（她）妈妈很爱他，爸爸是个很优秀很英俊的人，虽然他现在不能陪在我们身边，但他如果知道，一定也会很爱他。我给他讲德云社的故事，讲舅舅张九龄和九龙叔叔是怎么在台上犯傻，讲孟鹤堂叔叔的刹车哭，讲周九良叔叔的冷淡捧哏，当然，讲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爸爸——那个站在台上光芒万丈，私下里却会温柔地给我哼唱小曲的张云雷。
这些自言自语，成了我坚持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我甚至开始幻想，如果我能创造奇迹，活下来，生下健康的宝宝，未来会怎样？也许……也许有一天，我能带着孩子回去，远远地让他看一眼……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压了下去。不，林玖儿，你不能贪心。你选择离开，就是为了不拖累他。现在有了孩子，更不能回去。你不能用孩子绑住他，毁掉他的人生。
在国内，德云社的一切依旧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商演、小剧场、综艺，热闹非凡。
只是，细心的人都能发现，张云雷变了。
台上的他，依旧是那个唱腔婉转、身段风流、砸挂犀利的“辫儿哥哥”。但台下的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消瘦，眼底时常带着一抹挥之不去的倦怠和疏离。他把自己完全埋进了工作里，行程排得密不透风，像是试图用忙碌填满所有时间，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喘息和思考的空隙。
杨九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尝试过几次沟通，但一提到“玖儿”两个字，张云雷就像是瞬间被触碰了逆鳞，要么冷冷地打断，要么就直接起身离开。那次的“分手”对他造成的伤害，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深。那份被深爱之人全盘否定、肆意践踏的痛楚，将他所有的骄傲和热情都击得粉碎。
一次大型商演结束后的庆功宴上，气氛热烈，师兄弟们推杯换盏，互相砸挂开玩笑。张九龄和王九龙这对活宝照例是气氛担当，闹得不可开交。
有人起哄让张云雷唱一段，他也没推辞，拿起话筒就唱了一段《探清水河》。嗓音依旧清亮悠扬，情感饱满，引得满堂喝彩。
但唱完之后，他放下话筒，眼神却有一瞬间的空洞，仿佛灵魂抽离了喧闹的现场，去了某个不知名的远方。他默默地坐回角落，拿着一杯酒，慢慢地喝着，与周围的欢腾格格不入。
郭麒麟端着酒杯坐到他身边，碰了碰他的杯子：“辫儿哥，最近累坏了吧？看你瘦了不少。”
张云雷回过神，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勉强的笑：“还行，忙点好。”
“是啊，忙点好……”郭麒麟顿了顿，压低声音，“就是……别太逼自己。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张云雷握着酒杯的手指微微一紧，指节泛白。他没看郭麒麟，只是盯着杯中晃动的液体，淡淡地说：“早就过去了。”
话虽这么说，但那语气里的苍凉和压抑，郭麒麟听得明明白白。他叹了口气，知道再劝也无益，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转移了话题。
另一边，张九龄正和王九龙嘀嘀咕咕。
“哎，九龙，你发现没，辫儿哥最近不对劲，我妹也不对劲。”张九龄皱着眉头，喝了一口酒，“我妹这培训也太邪乎了，电话老是打不通，说不了两句就挂。问她在哪具体培训啥，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王九龙点点头：“是有点怪。而且你看辫儿哥，自从……好像就是从玖儿去‘培训’之后没多久，他就变成这样了。冷得跟块冰似的，谁碰扎谁手。”
张九龄猛地一拍大腿：“对啊！你说……他俩是不是吵架了？因为我妹出国没跟他说？所以一个玩消失，一个生闷气？”
王九龙摸着下巴：“有可能。不过……玖儿不像那么不懂事的人啊。而且吵个架也不至于这样吧？感觉辫儿哥跟换了个人似的，像是受了多大情伤一样。”
“情伤？”张九龄嗤笑一声，“就我妹那没心没肺的样儿，还能给他情伤？肯定是辫儿哥自个儿矫情！等我妹回来，我非得好好问问她不可！”他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心里那丝疑虑和担忧却越来越重。妹妹和尊敬的师兄同时反常，这巧合未免也太巧了点。
他们谁也不会想到，真相远比“吵架”要残酷得多。他们猜测的方向对了，却完全无法想象，他们关心的那个人，正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经历着怎样的生死考验。
而在美国，我的情况一度变得极其危急。一次化疗后，我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和高烧，白细胞几乎降为零，血压持续下降，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医生们进行了紧急抢救，dr. Evans甚至再次严肃地和我（通过翻译）讨论了是否要放弃胎儿以保证我的生命。
我烧得迷迷糊糊，却死死抓着他的白大褂袖子，用尽全身力气重复着：“No... baby... Save my baby...（不……宝宝……救我的宝宝……）”
也许是我的执着感动了上天，也许是这个孩子注定要来到这个世界。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48小时后，我的体温终于开始下降，感染情况得到了控制。我和孩子，又一次携手从鬼门关逃了回来。
当我虚弱地睁开眼，看到窗外照进来的第一缕阳光时，我知道，我又赢了一局。
日子就在这样反复的煎熬和希望中慢慢流逝。我的肚子渐渐隆起，感受到了第一次胎动。那神奇的感觉，像是蝴蝶在轻轻扇动翅膀，带给我的震撼和喜悦，冲刷掉了所有的苦痛。
孕中期的时候，我的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身体状态相对稳定了一些。这让我和医生都看到了希望。调整了治疗方案后，我甚至有机会在护工的陪同下，到医院楼下的小花园里稍微透透气。
加州的阳光很温暖，照在我光秃秃的头上，我戴着柔软的帽子，看着周围绿树红花，感受着腹中孩子的活动，久违地感受到了一丝生机。
国内关于德云社的消息，我依然刻意回避着。只是偶尔从小雅那里，会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她说我哥好像有点起疑了，老是旁敲侧击地问她知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她说张云雷好像接了一个新的综艺，看起来更瘦了，但粉丝们都说他状态好像回来了一点。
听到他的名字，我的心还是会尖锐地疼一下。他状态好一点了，是吗？那就好。这说明我的离开是正确的。他正在慢慢走出“失恋”的阴影，继续他星光熠熠的人生。
而我，也有了我的人生新目标——生下这个孩子，努力活下去。
孕晚期的到来，让我的身体负担再次加重。白血病叠加妊娠高血压和水肿，让我举步维艰。提前剖腹产被提上了日程。
手术那天，我既紧张又期待。dr. Evans亲自操刀，产科、血液科、新生儿科的重症团队严阵以待。我知道，这将是最后一道，也是最凶险的鬼门关。
被推进手术室前，我抚摸着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轻声说：“宝宝，不要怕，妈妈和你一起。我们就要见面了。为了你，妈妈一定会撑下去。”
麻药生效，意识逐渐模糊。最后浮现在脑海里的，竟然是那张清俊带笑的脸。磊磊，如果……如果你知道，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你会高兴吗？
对不起，以这样的方式留下他。
再见。
当我再次恢复意识时，首先感受到的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然后听到了一声极其微弱，却异常清晰的婴儿啼哭。
“Its a boy.”护士抱着一个襁褓，小心翼翼地放到我脸旁，“hes a little small, but hes a fighter, just like his mom.”（是个男孩。他有点小，但他是个战士，像他妈妈一样。）
我侧过头，看到那个小小的、红红的、皱巴巴的小家伙，他正闭着眼睛，用小得不可思议的声音哭着。那一刻，所有的痛苦、委屈、绝望都被巨大的幸福和母爱所取代。眼泪汹涌而出，却不再是苦涩的。
我的儿子。
我和张云雷的儿子。
我给他取了个小名，叫安安。我只希望他一生平安顺遂。
因为早产和我的病情影响，安安出生后立刻被送到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我的身体也异常虚弱，需要在IcU观察。母子二人，隔着一层楼，各自为了生存而努力着。
也许是孩子的降临带来了好运，我的恢复情况比医生预想的要好。虽然身体依旧很差，需要长期服药和复查，但最危险的阶段似乎已经过去。
在NIcU住了一个多月后，安安的情况也逐渐稳定，虽然比同龄孩子瘦小一些，但检查显示各项指标都在向好。医生终于同意我们可以出院了，但叮嘱我必须定期复查，安安也需要密切随访。
出院那天，加州阳光正好。我抱着怀里软软小小的儿子，看着他已经褪去红肿，变得白嫩可爱的小脸，心中充满了感恩和希望。
小雅帮我联系好了国内的住处，是一处安静隐蔽的公寓。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告诉我哥。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切，我怕看到哥哥震惊、愤怒、心疼的眼神，我更怕……消息会传到张云雷那里。
就这样吧。带着孩子，安静地生活。这是我选择的路，我会独自走下去。
踏上回国的飞机，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异国土地，我抱紧了怀里的安安。
宝宝，我们回家了。
回一个没有爸爸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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