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刚爬上田埂，露水还挂在草尖上，承安已经蹲在试验田边，手指戳着那根插着“第一天”木签的土垄。他扭头冲院门口喊：“娘，今天是第七天了！”
我提着水桶从井边回来，桶底磕在石沿上发出闷响。林婶和年轻媳妇一前一后从路口走来，手里都攥着那张米汤写的记录纸。老陶叔没跟上来，他家那头的田埂空着。
“老陶叔呢？”我问。
林婶摇头：“刚去他家喊了，门开着，人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炭条，纸撕了。”
我心里一沉。六天都熬过来了，最后一日却退了。
我们三人走到他田头时，老陶叔还在那儿，低头盯着地里的麦苗，脚边是撕碎的纸片。他听见脚步声，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你撕的是纸。”我把水桶放在田埂，从袖兜掏出一张新纸，铺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可苗长多高，土干还是湿，不会因为你记不记就变。”
林婶把她的记录纸摊开：“我记了六天，苗从三寸长到九寸五，土湿从七成降到四成，浇了三次水。昨儿个雨没下透，我就多测了一回，果然还干。”
年轻媳妇也跟着念：“我家那垄，松土比往年浅，可苗根扎得深，叶子绿得发亮。”
我说：“你记了六天，就差一天。你家这垄苗，涨得最快。你要是现在撂手，前头白忙了。”
老陶叔的手颤了一下，炭条在膝盖上断了。
我没催他。蹲下身，翻开自己的本子，指着一行行划痕：“第一天，苗高三寸；第二天，四寸半……第六天，九寸五。你家这垄，比别人快半寸。”
他盯着那串道道，嘴唇动了动。
我撕下一张纸，重新画好格子，递过去：“第七日，辰时三刻，苗高几寸，土湿几成，浇没浇水。你写不写？”
他没接，也没说话。
我拿起炭条，在纸上写下：“第七日，苗高十寸，土表微潮，未浇水。”然后把炭条塞进他手里。
他攥着炭条，像攥着一块烫手的铁，过了好一会儿，才一点点在纸上划了一道。
“记上了。”他声音低哑。
我合上本子：“明天开镰，咱们一起看结果。”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透，田头已经站了不少人。林婶带着儿子，老陶叔拄着拐，年轻媳妇把孩子交给婆婆，也来了。赵财没露面，但他儿子在远处树下靠着，手里捏着个布包。
我带着承安先去巡查试验田。走到半路，他突然蹲下：“娘，这儿有白粉！”
我蹲下细看，土表有一小片泛白，像是撒过盐。手指捻了捻，带回一点土样。
回到院里，我悄悄打开系统检测，结果显示钠离子浓度异常。是粗盐。
我捏着土样站了一会儿，没声张。转身从箱底取出两个小布袋，一个装着正常麦穗，一个装着受盐影响的半垄麦子样本。
日头升到头顶，村民陆续聚到田头。我当众割下三块田的麦子：试验田未受损部分、试验田受盐害部分、传统种植田。
脱粒、扬筛、称重。
未受损试验田，亩产预估比传统田高出四成。连那半垄被撒了盐的，脱粒后也比传统田多出一成。
林婶一巴掌拍在大腿上：“真的！真的能多打粮！”
老陶叔盯着那堆麦粒，嘴唇抖着：“我种了一辈子地，从没见过这么密实的穗子。”
年轻媳妇小声问：“那……盐是谁撒的？”
“不重要。”我说，“苗没死，粮在那儿。”
人群安静下来，盯着那三堆麦粒，像盯着三条不同的命。
林婶突然拉住年轻媳妇的手：“回去，把地翻了！按云姐说的来！”
老陶叔把拐杖往试验田边一插：“这块地，我来守着。谁敢动一粒土，先问问我！”
年轻媳妇怯生生地走到我跟前：“云姐，我们……我们没你那本事，记不准咋办？”
我从箱子里取出一叠新做的卡片，每张只写三行：今日该松土、今日该浇水、今日该测湿。背面画着简单的道道，一道是一次水，两道是两次土。
“不认字不怕。”我把一张塞进她手里，“每天来田头，我教你划道。一道，一次水；两道，两次土。苗长高了，你就多划一道。”
她低头看着卡片，手指一遍遍摩挲着那几道刻痕。
林婶大声说：“我们都学！你每天来，我们在田头等！”
我点头：“傍晚，一盏茶时间，不收一个铜板。”
话音刚落，赵财媳妇从人群后头挤上来，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记录纸。她没说话，只是把纸递到我面前，指了指空白的第七栏。
我接过炭条，轻轻放在她手心。
太阳偏西，人群散去。我正收拾桌子，承安突然拽我袖子：“娘，你看！”
田头那根木签还在，但旁边多了三根新的。每根都插在翻过的新土上，歪歪扭扭写着：“第一天”。
林婶蹲在其中一根旁，正教她儿子划道。老陶叔守在试验田边，拐杖拄地，眼睛盯着麦穗。年轻媳妇抱着孩子，站在新翻的土垄前，嘴里念着：“今日该松土……”
我走过去，从袖中取出炭条，在最边上那根木签背面写下：“苗高十寸，土湿五成，未浇水。”
然后把炭条递给林婶：“你来记下一笔。”
她接过炭条，手稳稳地在木签上划了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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