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只道盛世是缀满明珠的貂裘，却不知那华服深处，密密麻麻的虱子正噬咬着黎民的血肉，
每一声啃食都在叩问：这光鲜之下，藏着多少未愈的伤疤？
“康乾盛世”的背后，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山东兖州府运河之畔，突然反叛的狼烟升起，此时，京城的八旗贵族还在为皇上万寿节筹备贡品。
八月二十五日是乾隆皇帝63岁的寿日。
京城官道上，马蹄飞驰，一份八百里加急的军报，很快呈在了军机处的黄木案上——
只见折子上这样写着：白莲教首领王伦聚集数千民众，于寿张县（今山东阳谷东南）举旗造反，接连攻破数座城池，兵锋直逼运河要隘临清，速请皇上定夺！
这场被后世称为“王伦之乱”的民变，如同一道利爪，撕破了“乾隆盛世”那粉饰太平的表象。
“……”
山东王伦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其教派可追溯至唐宋时期净土宗的分支。
彼时，南宋僧人茅子元，将净土信仰简化为“念佛求生净土”，创建白莲忏堂，
自称白莲导师，其教派名为“白莲宗”，它是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
“白莲宗”最初是一个劝人向善的民间宗教团体，教徒可娶妻生子，男女同修，使得白莲宗更易在民间传播。
然而，元明以来，其教义逐渐与弥勒信仰、民间秘密结社融合，蒙上了“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等谶纬色彩，
白莲宗后来逐渐演变为白莲教，最终成为了底层百姓，反抗朝廷的精神旗帜。
到了清代，满族皇权对民间结社、教派的忌惮，远超前朝。
康熙年间就严令禁止“邪教”，雍正、乾隆两朝更是将白莲教视为心腹大患。
有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严厉的禁令促使白莲教转入地下，
许多教主以“传经治病”“互助济贫”的名义在华北、华中地区蔓延开来。
山东位于京畿附近，既是漕运的关键地带，也是灾荒频繁发生的地方，
再加上乾隆下江南，连年治水、边患耗费巨额钱财，地方官吏借“摊丁入亩”之名横征暴敛，这片土地早已埋下了动乱的隐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王伦逐渐脱颖而出。
王伦本是寿张县一个毫不起眼的拳师，据县志记载，他“貌魁岸，多力，善医，以符水治病，民信之”。
他并非学识渊博之人，却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
乾隆三十八年，山东遭遇大旱，官府的赈灾粮款被层层克扣，饥民遍地，而地主豪强仍然催租逼债。
王伦怒火填膺，振臂一呼大声道：“这个世道没有穷人的活路，如今上天派我来拯救苍生，我们要团结起来求生存。”百姓们纷纷响应。
随后，他以“运气治病”为名聚集，开始招收教徒，又通过传授“八卦拳”“神拳”凝聚力量，宣称“习其术者可刀剑不入，四十四日不食不饿”。
在教众眼中，王伦是能降妖除魔的“圣人”，更是承诺“均田免粮”的救世主。
他将白莲教的“弥勒转世”之说与民间武术相结合，宣扬乾隆朝时期，将有天神下凡拯救百姓，这个天神就是他！
通过洗脑一般的操作，短短数月，仅在寿张、阳谷一带就招收了数千信徒，
其中包括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甚至部分底层兵丁。
正如周星驰演的电影台词说的那样，世间乞丐多，百姓造反，首先皇帝要从自身找原因。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五，王伦掐指一算，这天乃吉日，官府放假过中秋节，戒备相对宽容，此时不起事，更待何时？
王伦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率领教众夜袭寿张县城，斩杀知县，正式举旗造反。
山东知府收到县衙求救信，一时慌了神，一边组织官兵平乱，一边命师爷紧急拟定文书，告急文书如箭一般飞进了京城。
此时，乾隆寿诞刚刚开始，乾清宫内，殿内丝竹绕梁，琉璃灯映着满桌珍馐，
群臣捧着贺礼叩拜，山呼“万岁爷福寿安康，万岁！万万岁！”。
乾隆笑吟吟捻着颔下胡须，笑眯眯望着眼前黑压压一片跪下的臣子，正得意之时，
脚步“噔噔噔”声传来，军机大臣舒赫德从殿外闯入，今天他在军机处值班，手里攥着八百里加急的奏报。
“万岁爷……山东急报！”舒赫德扑身跪倒，声音发颤道。
乾隆正接过和珅递来的玉如意，头也未抬，指尖敲了敲案几：“慌什么？朗朗乾坤，康乾盛世，无非是灾民闹事，着巡抚发些粮草便是。”
“不是啊万岁爷！”舒赫德膝行几步，将奏报高举过头顶，“是白莲教匪首王伦在寿张县聚众造反，已破了城池，杀了知县！”
满殿乐声骤停，群臣面面相觑。
乾隆这才放下玉如意，接过奏报展开，目光扫过几行文字，忽然嗤笑一声，将奏报往桌上一丢：
“王伦？哪里来的野汉子，会武功，他的武功搞得过大清火绳枪吗？居然妄称‘紫微星降世’？
当年川陕白莲教闹那么大，还不是被福康安一顿打便作了鸟兽散。”
他端起酒杯抿了口鹿胎酒，冲阶下挥挥手，“多大点事，扰了朕的寿宴。传旨，让山东巡抚徐绩凑些绿营兵剿了便是。”
和珅见状，上前一步躬身道：“万岁爷圣明，王伦鼠辈本不足惧，一个知府大人定能速战速决。”
乾隆瞥了和珅一眼，见他满脸谄媚，心中十分受用。臣子们复再跪下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乾隆一挥手，乐声再起，他端起酒杯示意群臣：“来，继续！区区匪患，何足挂齿，莫坏了朕的兴致！”
乾隆还真没看走眼，两个月后，王伦被困临清旧城，兵败自焚，余党悉数擒获。史书称“尸积如山，运河水赤”。
彼时，乾隆正翻看和珅新贡的《石渠宝笈》，闻言只淡淡“嗯”了一声，随手将捷报搁在一边，
“和爱卿，”乾隆指着画册上的山水对和珅笑道：“你瞧这墨色，倒比江南的春色还润些……”
王伦之乱虽然仅持续了两个月，但这场看似规模有限的民变，却暴露了乾隆朝盛世表象下的三大隐患：
第一、吏治腐败严重，山东巡抚徐绩在奏报中坦言，地方官员“平日剥削百姓，视百姓如鱼肉”，
赈灾款项“十之八九进了地方官员的腰包”，百姓“呼号无门，于是铤而走险”。
第二、军事力量今非昔比：入关百年的八旗兵已不复当年的勇猛，
镇压王伦时，绿营兵竟然“望风而逃”，最终依靠临时招募的“乡勇”才平定了乱局。
第三，社会矛盾激化：白莲教在山东传播，可想而知清朝到了极度腐败的地步，
山东乃儒家孔子出生地，在汉朝那里是礼仪之邦，如今——
大量百姓沦为流民，为王伦之类的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王伦之乱被镇压后，乾隆帝虽然下旨严惩山东贪官，却未触及制度根源。
乾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场民变使白莲教的火种，从山东蔓延到河南、湖北、四川等地。
此后，教主教众吸取王伦“据城死守”的教训，改为“流动作战”，
并将“弥勒转世”的教义细化为“清朝已尽，新朝当立”的政治号召。
二十余年后，当嘉庆帝接过父亲留下的江山时，面对的已是一个“乱象已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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