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梁武帝修建了同泰寺，又新开了大通门和它相对，这俩名字反着读还挺押韵的。梁武帝从早到晚去寺庙，都从这个门进出。辛未日，梁武帝到寺庙舍身出家；甲戌日，才回到宫里，然后宣布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
北魏齐州广川的百姓刘钧聚集了一帮人造反，自己封自己为大行台；清河的百姓房须也自己封自己为大都督，占领了昌国城。
夏天，四月，北魏将领元斌之去讨伐东郡，把赵显德给杀了。
己酉日，柔然的头兵可汗派使者到北魏进贡，还主动提出要帮忙讨伐各路反贼。北魏这边担心他们反复无常，就下诏说天气太热了，让他们等后面的命令。
北魏萧宝寅打了败仗，相关部门建议判他死刑，皇帝下诏免去他的官职，让他成为普通老百姓。雍州刺史杨椿生病了，请求辞职，朝廷又任命萧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同时还是西讨大都督，从潼关往西的地方都归他指挥。杨椿回到家乡，他儿子杨昱准备去洛阳，杨椿就对他说：“现在雍州刺史的人选，论能力确实没人比萧宝寅更合适，但他的上级辅佐官员，朝廷应该派自己的心腹重臣去，怎么能让他自己任命呢！这可是朝廷考虑不周的地方。而且萧宝寅并不把当刺史当成多大的荣耀，我看他得到这个州之后，高兴得过分了，处理赏罚等事务，都不按常规制度来，恐怕他有别的心思。你现在去京城，要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皇帝和太后，也跟宰相说说，让他们另外派长史、司马、防城都督去，想要安定关中，这三个人很关键。要是不派，肯定会有大麻烦。”杨昱当面把这些话告诉了北魏皇帝和太后，他们都没当回事。
五月丙寅日，成景俊攻打北魏的临潼和竹邑，把这俩地方都拿下了。东宫直阁兰钦攻打北魏的萧城和厥固，也都攻克了，兰钦还杀了北魏将领曹龙牙。
六月，北魏都督李叔仁去讨伐刘钧，把他给平定了。
秋天，七月，北魏陈郡的百姓刘获、郑辩在西华造反，还改年号叫天授，他们和湛僧智暗中勾结。北魏任命行东豫州刺史谯国人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去讨伐他们，让源子恭代替曹世表当东豫州刺史。将领们觉得反贼人多势众，官军力量薄弱，而且都是之前战败后逃散又重新集结起来的，都不敢出战，只想守住城池自保。曹世表当时背上长了个大肿包，病得厉害，让人用轿子抬着出来，叫来统军是云宝，对他说：“湛僧智之所以敢深入咱们地盘当强盗，是因为刘获、郑辩在当地很有声望，能给他当内应。听说刘获带兵准备去迎接湛僧智，离这儿也就八十里地；现在咱们出其不意，一战就能打败他，刘获一完蛋，湛僧智自己就会逃走。”于是挑选了一些士兵和马匹交给是云宝，傍晚出城，等到天亮的时候就赶到了，对刘获发起攻击，把他打得大败，然后又把剩下的党羽都收拾了。湛僧智听说后，就灰溜溜地跑了。郑辩和源子恭关系不错，就逃到源子恭那儿藏起来，曹世表把将领和官吏们召集起来，当面责备源子恭，然后把郑辩抓起来杀了。
北魏相州刺史乐安王元鉴和北道都督元衍一起去救信都。元鉴觉得北魏现在麻烦事多，就起了坏心思，于是占据邺城叛变，投降了葛荣。
己丑日，北魏宣布大赦天下。
以前，侍御史辽东人高道穆奉命到相州办事，前任刺史李世哲生活奢侈放纵，不守法纪，高道穆就查办了他。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当时在朝中掌权，高道穆的哥哥高谦之家里的奴仆状告主人，李神轨就把高谦之抓起来关进了廷尉大牢。大赦令马上要颁布的时候，李神轨跑去跟太后说，要先把高谦之弄死，朝中大臣都觉得高谦之挺冤的。
彭群、王辩围攻琅邪，从夏天一直打到秋天，北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劭派司马鹿悆、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长史刘仁之带兵去攻打彭群、王辩，把他们打败了，彭群还战死了。元劭是元勰的儿子。
八月，北魏派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去攻打邺城。源子邕行军到汤阴的时候，安乐王元鉴派他弟弟元斌之趁夜偷袭源子邕的营地，没成功；源子邕乘胜追击，包围了邺城，丁未日，把邺城攻下来了，杀了元鉴，还把他的脑袋送到洛阳，元鉴的家族也被改姓为拓跋氏。北魏接着派源子邕、裴衍去讨伐葛荣。
九月，秦州城里的百姓杜粲把莫折念生全家都杀光了，然后自己管理州里的事务。南秦州城里的百姓辛琛也自己管理州里的事务，还派使者到萧宝寅那儿请求投降。北魏又任命萧宝寅为尚书令，恢复他原来的封爵。
谯州刺史湛僧智在广陵包围了北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北魏将军元显伯来救援，司州刺史夏侯夔从武阳带兵来帮湛僧智。冬天，十月，夏侯夔到了广陵城下，元庆和直接献城投降。夏侯夔想把这个功劳让给湛僧智，湛僧智说：“元庆和是想向您投降，又不是想向我投降，我要是去受降，肯定不符合他的心意。而且我带的这些人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不好用军纪约束；您治军一向严格，肯定不会有侵害百姓的事，接受投降、安抚归附的人，您来做最合适了。”夏侯夔就登上城楼，拔掉北魏的旗帜，插上梁朝的旗帜；元庆和带着士兵出城投降，城里的官吏和百姓都平安无事，一共俘获了男女四万多人。
司马光说：湛僧智这人，那可真是个君子啊！他把自己长时间攻城作战的功劳，让给刚到不久的夏侯夔，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盖别人的长处，成功之后不居功，一心为国家考虑，忠诚又没有私心，这不是君子是什么！
元显伯趁夜逃跑了，各路军队追击，斩杀和俘虏了上万人。皇帝下诏让湛僧智兼任东豫州刺史，镇守广陵。夏侯夔带兵驻扎在安阳，还派别的将领去把楚城给屠了，从这以后，义阳往北的道路就和北魏断绝联系了。
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阁陈庆之攻打北魏的涡阳，皇帝下诏让寻阳太守韦放带兵去和他们会合。北魏散骑常侍费穆带兵突然杀到，韦放的营地还没建好，手下只有二百多人，韦放摘下头盔，下马坐在胡床上指挥，士兵们都拼死作战，个个以一当百，北魏的军队就被打退了。韦放是韦睿的儿子。
【内核解读】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的下半年，南北政权的命运轨迹愈发清晰：北魏在“叛将迭出”与“中枢昏聩”中加速坠落，梁朝虽借北伐扩大疆域，却因帝王沉溺信仰、战略保守难成大业。这段历史中，帝王的“舍身”与将领的“死战”、官僚的“私斗”与君子的“让功”形成强烈对比，深刻揭示了乱世中“人性与制度”的复杂博弈。
梁武帝的“同泰寺舍身”：信仰包装下的权力游戏
梁武帝“幸同泰寺舍身”，三日后还宫“大赦改元”，这场看似虔诚的宗教仪式，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大通门”与“同泰寺”的“反语相协”，暗示着帝王试图将宗教符号转化为统治合法性的密码——通过“舍身”彰显“慈悲为怀”，以“大赦”笼络人心，在“崇佛”的外衣下巩固皇权。
但这种表演难以掩盖梁朝的战略局限。此时北魏内乱已达顶峰，葛荣割据河北，萧宝寅重掌关中却心怀异志，本是梁朝北伐的最佳时机。然而，梁武帝将精力倾注于寺庙而非战场，虽有湛僧智、夏侯夔等将领夺取广陵、涡阳等地，却始终缺乏统一调度的全局规划。梁朝的胜利多为“趁乱袭取”，未能转化为对北魏腹地的致命打击，暴露了“帝王务虚、将领务实”的治理断层。
北魏的“叛将连锁反应”：制度溃烂的必然恶果
北魏的崩溃在这一时期呈现“多点爆发”的态势：乐安王鉴据邺城叛降葛荣，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自立，相州刺史李世哲“奢纵不法”，官僚体系的贪婪与宗室的不忠形成共振，将这个王朝推向深渊。
--萧宝寅的“重掌兵权”与杨椿的“预警”：杨椿离职前警告朝廷，萧宝寅“得州喜悦特甚，赏罚不依常宪”，恐生异心，建议派遣心腹担任其僚属以制衡。但胡太后与魏主“皆不听”，最终萧宝寅果然在关中叛乱。这种“无视忠言”的决策模式，印证了北魏中枢已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当权力被宠臣（如李神轨）把持，即便是显而易见的风险也被刻意忽视。
--源子邕的“邺城之功”难掩全局颓势：源子邕虽攻克邺城、斩杀元鉴，却无法改变“葛荣势大、关中失控”的整体格局。北魏军队的胜利如同“救火队员的零星扑火”，始终未能扑灭制度溃烂引发的燎原大火。更讽刺的是，平叛功臣往往沦为内斗牺牲品：高道穆因弹劾李世哲，其兄高谦之便被李神轨诬陷致死，“赦令未出而先赐死”的操作，彻底摧毁了官员的忠诚底线。
乱世中的“人性光谱”：从“让功君子”到“死战将领”
在普遍的混乱与背叛中，个体的选择更显珍贵：
--湛僧智的“让功”超越私利格局：湛僧智围困广陵多日，却将受降之功让给夏侯夔，理由是“庆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且自己的军队“乌合之人不可御以法”，而夏侯夔“持军素严”能安抚百姓。司马光盛赞其“忠且无私”，在“乱世争功”的常态中，这种“功成不居”的胸襟尤为难得。这不仅避免了梁朝将领的内耗，更以“安民”为首要目标，展现出超越军事胜利的治理智慧。
--韦放的“死战”的绝境勇气：韦放在营垒未立、仅有二百余人的情况下，“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率部“一当百”击退费穆大军。这种临危不乱的胆识，与北魏“宠贵子孙”将领的“忧怖交怀”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真正的战斗力从不依赖人数，而在于将领的意志与士兵的信念”。
--曹世表的“破局”以智胜力的典范：面对刘获、郑辩与湛僧智的内外勾结，曹世表抱病出征，抓住“刘获欲迎僧智”的战机，派是云宝夜袭敌军，一战破敌。这种“直击要害”的战术，与北魏多数将领的“畏敌保守”形成反差，可惜这样的人才在北魏已属凤毛麟角。
南北对比：“溃烂”与“停滞”的双输困境
这一时期的南北政权陷入奇特的“双输”：北魏因“制度全面崩溃”而加速灭亡，梁朝因“战略保守与帝王务虚”而错失机遇。
北魏的问题在于“无法凝聚力量”——官僚贪腐、宗室叛降、将领无能，即便有源子邕、曹世表等少数能臣，也被庞大的腐朽体系吞噬；梁朝的问题则是“力量分散”——帝王沉迷宗教，宗室缺乏才干，将领虽勇却无全局战略，北伐始终停留在“边境拉锯”层面。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存在“人才压制”的弊端：北魏的高道穆、杨椿因忠言被排挤，梁朝的陈庆之、韦放虽勇却难获绝对兵权。当“任人唯亲”取代“任人唯贤”，即便是梁朝的局部胜利，也难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基本格局。
结语：信仰与权谋的虚妄，人性微光的价值
大通元年中后段的历史，本质是“旧秩序崩塌期”的缩影：北魏的制度溃烂已不可逆，梁朝的“表面稳定”暗藏危机。梁武帝的“舍身”与北魏的“大赦”，都是试图以仪式感掩盖深层矛盾的徒劳；而湛僧智的让功、韦放的死战、曹世表的智谋，则在乱世中保留了人性的尊严与文明的火种。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政权的存续从来不是靠宗教表演或空头诏令，而是靠能否吸纳人才、赏罚分明、体恤民生。北魏的灭亡与梁朝的局限，都印证了这一点。而那些在乱世中坚守原则、超越私利的个体，虽无法改变时代的走向，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何为真正的力量”的答案——这种力量，无关权谋与虚名，而在于对责任的担当与对他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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