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辛酉年）
春天正月辛巳日，梁武帝去南郊祭祀，完事还大赦天下。辛丑日，又跑去祭祀明堂。
宕昌王梁企定被手下给杀了，他弟弟梁弥定上位。二月乙巳日，梁朝封梁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还让他接着当宕昌王。辛亥日，梁武帝去耕种藉田。
西魏幽州刺史顺阳王元仲景因为犯了事，被赐死。
三月，西魏夏州刺史刘平伏占据上郡造反，大都督于谨出兵把他给抓住了。
夏天五月，梁朝派兼散骑常侍明少遐等人去东魏访问。秋天七月己卯日，东魏宜阳王元景植挂了。
西魏让侍中宇文测当大都督，管理汾州事务。宇文测是宇文深的哥哥，这人治理地方简单又惠民，很得民心。汾州和东魏接壤，东魏人老来捣乱抢劫，宇文测抓住他们后，不仅松绑，还请他们吃饭喝酒，以礼相待，给他们粮食，派人护送出境。东魏人觉得特不好意思，就不再来骚扰了，汾州和晋州之间开始互通往来，大家都夸宇文测干得漂亮。结果有人跟丞相宇文泰告状，说宇文测和境外勾结，宇文泰生气地说：“宇文测是在帮我稳定边境，我了解他，你们别挑拨我们兄弟关系！”说完就把告状的人给砍了。
西魏丞相宇文泰想改革时政，搞出强国富民的办法。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那是把自己的本事全使出来，全力支持。他们减少官员数量，设置两种基层长官，还搞屯田，给军队和国家增加物资。苏绰还搞出六条诏书，九月开始施行：一是要内心清正，二是要重视教化，三是要充分利用土地，四是要选拔贤才，五是要慎重处理案件，六是要让赋税徭役公平。宇文泰特别重视这六条诏书，不仅放在自己座位旁边，还让各个部门的官员背诵学习。要是地方官员不熟悉这六条诏书和相关的户籍、赋税统计方法，都不能当官。
东魏让官员们在麟趾阁讨论制定法律制度，叫《麟趾格》。冬天十月甲寅日，开始颁布施行。乙巳日，东魏征调五万人去修漳滨堰，干了三十五天完工。
十一月丙戌日，东魏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太尉，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胡僧敬本名胡虔，大家都叫他的字，他是胡国珍哥哥的孙子，也是东魏皇帝的舅舅。
十二月，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骞到梁朝访问。
交趾的李贲家里世世代代都是豪门大族，但他当官当得不顺心。有个叫并韶的人，文章写得特好，去吏部求职，吏部尚书蔡撙觉得并姓没有前代贤人，就只给他个广阳门郎的小官，并韶觉得特丢人。李贲和并韶回到老家，就商量着造反。正好交州刺史武林侯萧咨这人又苛刻又暴力，不得民心。当时李贲在德州当监军，就联合好几个州的豪杰一起反了。萧咨给李贲送了些财物，自己跑回广州。梁武帝派萧咨和高州刺史孙冏、新州刺史卢子雄带兵去平叛。萧咨是萧恢的儿子。
这一年，西魏又增加了十二条新制度。
东魏丞相高欢发现各个州征收的绢帛不符合以前的标准，老百姓苦不堪言，就上奏请求都按四十尺一匹来征收。从天下大乱以来，西魏的农民和商人都没法好好干活做生意，六镇的老百姓都往内地迁移，到齐、晋一带找吃的，高欢就借着这些人成就了霸业。东魏、西魏分裂后，连年打仗，河南的州郡都长满了荒草，不管公家还是私人都穷得叮当响，好多老百姓都饿死了。高欢就命令各个州在河边、渡口、桥梁附近设置粮仓，储存粮食，方便转运，既能供应军队，又能防备饥荒。还在幽、瀛、沧、青四个州靠着海边的地方煮盐。这么一来，军队和国家的开支勉强能维持。到这时候，东边连着几年大丰收，一斛谷子才卖九文钱，崤山以东的老百姓生活才稍微好过点。
东魏尚书令高澄娶了静帝的妹妹冯翊长公主，生了个儿子叫高孝琬，朝廷里的权贵都去祝贺。高澄说：“这是皇上的外甥，得先给皇上道喜。”过了三天，皇帝亲自到高澄家，赏赐了一万匹锦彩布绢。这下可好，那些权贵们都争着送礼，高澄家十个屋子都堆满了财物。
东魏临淮王元孝友上奏说：“现在的制度是一百家为一族，二十五家为一闾，五家为一比。一百家里面有二十五个小头目，这些人都不用服徭役，搞得苦乐不均，就像羊少狼多，还互相欺负，这毛病由来已久了。京城的各个坊里，有的七八百家才一个里正、两个史，各种事务也没耽误，何况外地的州呢！我建议还是保留三正的名称，但每个闾只设两个比，这样算下来，每个族能省下十二个劳动力，上缴的绢帛和服兵役的人数，都能增加不少。”这事儿交给尚书处理，结果就没下文了。
安成有个叫刘敬躬的，靠妖术忽悠了不少人，很多人都信他。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的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后期东魏、西魏、南梁三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态，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与治理智慧，即便放在今天仍值得深思：
制度革新：乱世中的破局尝试
这一年，东魏与西魏的制度改革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政权生存的核心诉求：
--西魏宇文泰与苏绰的“六条诏书”：以“清心”“敦教化”“尽地利”等六条为核心，直指吏治、民生、生产等根本问题。尤其“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的规定，将制度执行力与官员任用直接挂钩，体现了“务实为先”的治理思路。这种以“顶层设计+刚性执行”推动改革的模式，为西魏（后续北周）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通过精简机构、推行屯田、均平赋役，既解决了战乱中的资源困境，也重塑了政权与民众的关系。
--东魏《麟趾格》的制定：作为“议定法制”的成果，其本质是通过规范法律稳定统治秩序。但东魏同时面临“调绢旧制扰民”“民多饿死”的现实，即便高欢推行“四十尺为匹”“置仓积谷”“煮海为盐”等措施，仍难掩其依赖“六镇流民”“武力扩张”的政权底色。制度改革更多是应对危机，而非系统性重构。
治理困境：权力与民生的博弈
--南梁的“基层溃烂”：交趾李贲之乱，根源在于“仕不得志”的地方豪强与“刻暴失众心”的官员之间的矛盾。吏部尚书蔡撙因“并姓无前贤”轻视并韶，暴露了门阀制度下的阶层固化——寒门精英上升无门，最终与地方势力结合走向反叛。这印证了：当制度无法容纳社会活力，权力的“傲慢”终将引发底层的反噬。
--东魏的“结构失衡”：临淮王孝友指出“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的弊端，揭示了基层组织的臃肿与不公——管理者“征发皆免”，百姓“苦乐不均”，本质是权力分配与责任承担的脱节。而改革建议“寝不行”，则反映出既得利益集团对制度优化的阻挠，为东魏后续的衰落埋下伏笔。
经济逻辑：资源分配决定政权韧性
--西魏通过“置屯田以资军国”，将土地资源与军事需求结合，实现“耕战一体”，是小农经济下应对战乱的有效策略；
--东魏“滨河置仓”“傍海煮盐”，依托地理优势构建“漕运+盐业”的经济体系，虽暂时缓解“军国之费”，但“河南州郡鞠为茂草”的现实，说明其经济复苏局限于局部（东方“连岁大稔”），未能根本改变南北分裂、民生凋敝的格局。
--对比可知：经济政策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是否兼顾“军事需求”与“民生底线”。东魏“谷斛至九钱”的短暂繁荣，因缺乏对“河南荒芜”的治理，终究是区域性、暂时性的；而西魏“尽地利”“均赋役”的政策，更贴近民生根本，为其后来统一北方积蓄了潜力。
历史启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平衡”
--权力与民心的平衡：宇文泰“六条诏书”强调“清心”“恤狱讼”，本质是约束权力、体恤民生；而南梁武林侯咨“刻暴失众心”、东魏“调绢旧制扰民”，则因权力滥用激化矛盾。
--传统与革新的平衡：西魏“减官员，置二长”是对旧制的精简，却保留“三正”等传统基层架构；东魏《麟趾格》既“议定法制”，又延续“四十尺为匹”的务实调整，说明完全割裂传统的改革难以落地，而固守旧制则必然被时代抛弃。
--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东魏“羊少狼多”的基层困境，核心是效率（管理覆盖）与公平（负担分配）的失衡；西魏“均赋役”与东魏“仓积谷以备饥馑”，虽路径不同，却都指向“公平分配资源以维持系统稳定”的核心诉求。
总之，大同七年的历史片段，如同一面镜子：在分裂与战乱的大背景下，政权的存续不仅依赖军事力量，更取决于制度能否回应民生需求、平衡各方利益。无论是宇文泰的“六条诏书”，还是高欢的“积谷煮盐”，其成败最终都由“民心向背”与“资源可持续性”决定——这一规律，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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