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清元年（公元 547年）八月乙丑日，梁武帝下诏要大规模讨伐东魏。派南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分别督率各位将领。萧渊明是萧懿的儿子，萧会理是萧绩的儿子。一开始，梁武帝想让鄱阳王萧范当元帅。朱异正好有事外出，听到这个消息，赶忙进宫说：“鄱阳王那可是雄豪无比，能让人为他拼命效力，但是他所到之处太残暴了，不是那种能安抚百姓的料。而且陛下以前登上北顾亭远望，说江右有反叛的气息，最后可能会是自家人带头闹事。现在这个事儿，可得仔细挑选元帅。”梁武帝沉默了一会儿，问：“萧会理怎么样？”朱异回答说：“陛下选他就对了。”可萧会理这人懦弱又没什么谋略，他乘坐的轿子，居然加装了木板屋子，上面还蒙着牛皮。梁武帝听说后，很不高兴。
当时贞阳侯萧渊明镇守寿阳，多次请求出征，梁武帝就答应了他。萧会理觉得自己是皇孙，又担任都督，从萧渊明以下的人，他几乎都不搭理。萧渊明就和各位将领偷偷告诉朱异，把萧会理追回来，于是就任命萧渊明为都督。
高澄推辞官职：辛未日，高澄到邺城朝见，坚决推辞大丞相的职位。东魏皇帝下诏，让他依旧担任大将军，其他职位就按之前任命的不变。
甲申日，东魏把齐献武王高欢在漳水西边进行了虚葬。暗地里在成安鼓山石窟佛顶旁边开凿洞穴，把他的灵柩放进去后封起来，还把那些工匠都杀了。等到北齐灭亡的时候，有个工匠的儿子知道这个事儿，就打开石头拿走陪葬的金子跑了。
戊子日，武州刺史萧弄璋攻打东魏的碛泉、吕梁两个营寨，并且成功攻占了。
有人告诉东魏大将军高澄说：“侯景有想回北方（东魏）的意思。”正好侯景的将领蔡道遵回到北方，说“侯景好像知道自己错了，有点后悔”。侯景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都在邺城，高澄就写了封信劝侯景，说他全家都平安无事，如果回来，答应让他终身担任豫州刺史，还把他宠爱的妻子和孩子都还给他，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也不再追究。
侯景让王伟回信说：“我现在已经联合两个国家（梁和西魏），举着大旗向北征讨，将士们像熊豹一样奋勇向前，一心要收复中原，我自己有本事拿下来，就不劳您恩赐了！
以前王陵归附汉朝，母亲在敌方也不回去，刘邦的父亲被项羽囚禁，刘邦还照样要肉羹吃，更何况妻儿，我哪会放在心上！要是您觉得杀了他们对您有好处，想杀就杀，拦也拦不住；要是杀了他们也没什么用，不过是白白杀人罢了。我的家眷在您手里，跟我有什么关系！”
戊子日，梁武帝下诏让侯景担任录行台尚书事。
东魏的静帝，容貌英俊，仪表堂堂，力气过人，能夹着石狮子翻过宫墙，射箭百发百中；还喜欢文学，举止从容，沉稳高雅。当时的人觉得他有北魏孝文帝的风范，大将军高澄却非常忌惮他。
当初，献武王高欢因为自己有驱逐君主的不好名声，所以侍奉静帝的时候特别恭敬，事情不管大小都一定会报告给静帝，是行还是不行都听静帝的旨意。每次陪静帝吃饭，都趴在地上为静帝祝寿；静帝举办法会，坐着辇车去进香，高欢就拿着香炉在旁边跟着走，弯腰低头，屏住呼吸，观察静帝的脸色，所以他手下的人侍奉静帝也都不敢不恭敬。
等到高澄掌权，一下子变得傲慢无礼起来，他派中书黄门郎崔季舒去监视静帝的一举一动，大事小事都要让崔季舒知道。高澄给崔季舒写信说：“那个呆子最近怎么样？痴呆的症状好点了没？你可要用心留意着。”静帝曾经在邺城东边打猎，骑马飞奔，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在后面喊：“天子别跑那么快，大将军会生气的！”高澄有一次陪静帝喝酒，举起大酒杯对静帝说：“臣高澄敬陛下一杯酒。”静帝气得忍不住说：“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我活着还有什么用！”高澄发怒说：“你还陛下，陛下，你就是个狗脚皇帝！”还让崔季舒打了静帝三拳，然后甩着衣服就出去了。第二天，高澄派崔季舒进宫慰问静帝。静帝也只能表示歉意，还赐给崔季舒一百匹绢。
静帝受不了这种忧愁和屈辱，就吟诵谢灵运的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人荀济知道静帝的心思，就和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人谋划杀掉高澄。元大器是元鸷的儿子。
静帝假装下敕书问荀济：“打算哪天开讲啊？”然后就在宫里假装堆土山，挖地道通向北城。挖到千秋门的时候，守门的人察觉到地下有响声，就报告给了高澄。高澄带兵冲进皇宫，见到静帝，也不参拜，直接坐下说：“陛下为什么要谋反？我们父子对国家有大功，哪里对不起陛下了！这肯定是陛下身边的妃嫔们搞的鬼。”说完就要杀胡夫人和李嫔。
静帝严肃地说：“从古到今只听说过臣子谋反，没听说过君主谋反的。是你自己想谋反，怎么反倒怪我！我杀了你国家就能安定，不杀你国家马上就要灭亡，我自己的性命都顾不上珍惜，何况是妃嫔！你要是一定要弑君叛逆，动手早晚都由你！”高澄这才从座位上下来磕头，大哭着谢罪。然后大家又接着喝酒，一直喝到深夜高澄才出去。过了三天，高澄把静帝幽禁在含章堂。壬辰日，在集市上把荀济等人烹杀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南北朝时期东魏、南梁及侯景势力交织下的政治乱象，字里行间充满权力博弈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可从多个维度展开评论：
南梁伐魏：决策中的权力迷思
梁武帝萧衍的伐魏决策堪称“私心压倒理性”的典型。他最初属意鄱阳王萧范，却因宠臣朱异一句“江右有反气”的谶语式谏言动摇——这种将政治决策系于玄学臆测的逻辑，暴露了南朝皇权对“骨肉相残”的深层恐惧，也折射出萧衍晚年对宗室力量既依赖又猜忌的矛盾心态。
最终选定的主帅贞阳侯渊明与南康王会理，一个“屡请行”却无实才，一个“懦而无谋”还摆皇孙架子，甚至出现“自渊明已下，殆不对接”的内耗闹剧。这种人事安排的荒诞，本质是梁武帝“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的必然结果。南梁军事上的低效与混乱，早在决策阶段就已埋下伏笔。
侯景的“破罐破摔”：乱世枭雄的生存逻辑
面对高澄的劝降，侯景的回复堪称“狠绝”。他以王陵、刘邦为例，将家人性命视为政治筹码，一句“家累在君，何关仆也”道尽乱世枭雄的生存哲学——在权力游戏中，亲情早已被异化为可牺牲的工具。
这种态度既是侯景对高澄的试探与反击，也是他对自身处境的清醒认知：归降东魏，无异于羊入虎口；依附南梁，尚可借势自重。他的“北讨”宣言看似豪情，实则是在夹缝中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而梁武帝此时加授侯景“录行台尚书事”，则是试图以权位笼络这个不稳定因素，却不知此举恰是“引狼入室”的开端。
高澄欺君：权臣跋扈的极致表演
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本是“美容仪，旅力过人”的有才之君，却沦为高澄的傀儡，其遭遇堪称北魏皇权衰落的缩影。从高欢时期的“事静帝礼甚恭”到高澄的“倨慢顿甚”，短短数年，东魏皇室的尊严被碾压至谷底。
“狗脚朕”的辱骂与当众殴打的羞辱，彻底撕破了君臣关系的最后一层遮羞布。更具讽刺的是，孝静帝事后竟需“谢焉”，还赏赐施暴者崔季舒百匹绢——这种屈辱的“和解”，比暴力本身更令人心寒，它标志着皇权在权臣面前已彻底丧失反抗能力。高澄的嚣张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是门阀政治下“主弱臣强”格局的必然产物。
制度崩塌下的人性百态
这段史料中的每个人物都在乱世中呈现出极端化的人性：梁武帝的昏聩与偏执、朱异的投机与谄媚、侯景的狠辣与投机、高澄的暴虐与狂傲、孝静帝的隐忍与绝望……他们的选择看似偶然，实则被时代框架牢牢束缚。
当皇权失去权威、道德沦为工具、亲情变成筹码，整个社会便陷入“丛林法则”的漩涡。高澄对孝静帝的欺凌、侯景对家人的漠视、梁武帝对宗室的猜忌，本质上都是同一套逻辑的产物——在秩序崩塌的乱世，生存与权力成为唯一的信仰，而人性的光辉则在权力的阴影中逐渐黯淡。
这段历史之所以引人深思，正因它赤裸裸地展现了权力对人性的扭曲：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割据一方的枭雄，最终都成了权力游戏的囚徒。而这种“以暴制暴”“以私废公”的循环，恰是南北朝三百余年战乱不休的深层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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