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符元年的深秋，戎州（今宜宾）催科山下的石匠们总看见一个清瘦的身影。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每天清晨提着一壶酒来峡谷，对着石壁比划半晌，偶尔蹲下身，用手指蘸着泉水在石上写字。石匠们起初以为是落魄的秀才，后来才听说，这竟是从京城贬来的“涪州别驾”，那个写得一手好字、与苏轼并称“苏黄”的黄庭坚。
彼时的黄庭坚已五十四岁，鬓角染霜，眼角刻着仕途颠簸的纹路。可每当他拿起凿子，在岩石上刻下“流觞曲水”四个字时，眼神里的光，却像极了二十岁初登科时的模样。这位一生在官场与文坛间辗转的文人，终究在蜀地的山水间，把贬谪的苦酿成了诗酒的甜，把人生的跌宕，活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风雅。
一、少年才子：笔尖下的“杏花春雨”
庆历五年（1045年），黄庭坚出生在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黄庶是诗人，曾师从欧阳修，家里的书架上堆着满是批注的《诗经》与《楚辞》。黄庭坚三岁时，母亲李氏就教他认“之乎者也”，五岁便能背《五经》，八岁写下“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的诗句，让父亲的好友们惊叹不已。
少年时的黄庭坚最爱在自家的“滴翠轩”读书。那轩子建在竹林边，窗下有口老井，井水清冽，他常提着木桶去打水，回来时却捧着满手的花瓣——路过庭院的杏树，总忍不住停下来看花瓣飘落。有次读《兰亭集序》，读到“曲水流觞”的典故，他忽然放下书，跑到井边用石子围了个小池，接来井水，把茶杯放进池里，模仿古人饮酒赋诗的模样。父亲见了，笑着说：“这孩子，倒有几分王羲之的痴气。”
嘉佑六年（1061年），十七岁的黄庭坚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参加乡试。临行前，母亲把他的毛笔换成了一支新的狼毫，叮嘱道：“笔要握稳，字要写正，做人也一样。”他带着这支笔，在考场里写下一篇《野无遗贤赋》，文中“渭水钓璜之老，鹰扬于周室；傅岩筑版之夫，龙兴于殷朝”的句子，让主考官拍案叫绝，当即把他列为榜首。
三年后，黄庭坚考中进士，被派往汝州叶县（今河南叶县）做县尉。上任那天，他骑着一头瘦马，背着一个装着书籍和笔墨的包袱，走在乡间小路上。路过一片麦田时，看见农民在烈日下收割，汗流浃背，他忽然勒住马，在笔记本上写下：“民生勤，勤则不匮。”后来在叶县任职的四年里，他常穿着便服去田间地头，帮农民插秧、晒谷，写下了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诗，其中“人言农家苦，侬言田家乐”一句，至今读来仍满是质朴的温度。
那时的黄庭坚还没意识到，他的笔尖不仅能写田园风光，还能在日后的文坛掀起波澜。他曾把自己的诗稿寄给苏轼，苏轼读罢，在回信中赞道：“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正是这份赏识，让黄庭坚成了“苏门四学士”之一，也让他的名字，开始与北宋文坛的璀璨星光相连。
二、宦海沉浮：从京城到江湖的转身
元丰八年（1085年），黄庭坚被调回京城，任秘书省校书郎，负责编修《神宗实录》。初到汴京时，他住在一条窄巷里，窗前有棵老槐树，夏天浓荫蔽日。每天下班后，他就坐在槐树下，泡一壶茶，读苏轼寄来的书信，或是修改自己的诗稿。那时的京城文人圈里，苏轼是公认的领袖，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常聚在苏轼的家里，谈诗论词，挥毫泼墨，被人称为“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的书法在京城很快出了名。他的字取法王羲之、颜真卿，又融入自己的风格，笔画舒展，气韵生动，被人称为“黄体”。有次宰相司马光请他写一幅《千字文》，他花了三天时间，写得笔力千钧，司马光看了，赞叹道：“后世之人，见此字必知有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
可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元佑八年（1093年），宋哲宗亲政，启用新党，排斥旧党，苏轼被贬往惠州，黄庭坚也因编修《神宗实录》时“多诬谤”的罪名，被贬为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今重庆彭水）。离开京城那天，天刚蒙蒙亮，黄庭坚没告诉任何人，独自提着行李去码头。船开时，他站在船头，望着渐渐远去的汴京城墙，忽然想起少年时在滴翠轩读过的诗，忍不住叹了口气，却没掉一滴泪——他知道，人生的路还长，江湖或许比京城更有滋味。
黔州的生活很苦。那里气候湿热，蚊虫滋生，语言也不通。黄庭坚住在一间简陋的茅屋里，屋顶漏雨，他就用木桶接着；没有书桌，他就把木板架在两个土坯上。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放下笔墨。每天清晨，他去山上砍柴时，会顺便捡些光滑的石头回来，在上面写诗；晚上，就着油灯，修改自己的诗稿，或是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当地的百姓见他可怜，常送些蔬菜、腊肉来，他总是笑着道谢，然后回赠一幅自己写的字。时间久了，黔州人都知道，城里来了个会写诗、会写字的“黄先生”。
在黔州的三年里，黄庭坚写下了大量的诗词，其中最有名的是《虞美人·宜州见梅作》的初稿（后在宜州修改定稿）。诗中“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的句子，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丝毫不见贬谪的苦闷。他还在当地办了一所学堂，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用自己的俸禄买纸墨，送给家境贫寒的学生。离开黔州时，学生们送了他很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还在喊：“黄先生，您一定要回来啊！”
三、戎州风雅：流杯池里的诗酒人生
元符元年（1098年），黄庭坚又被贬往戎州。比起黔州，戎州的条件好了些，这里靠近岷江，物产丰富，还有他最爱的酒——姚子雪曲（五粮液前身）。刚到戎州时，他住在城南的一间老屋里，每天清晨，他都会沿着岷江散步，看江面上的渔船，听岸边的酒坊传来的歌声。
有天散步时，他无意间走到催科山下，发现了一处天然的峡谷。峡谷里有清泉流淌，石壁如削，他忽然想起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便决定在这里凿一个流杯池，效仿古人“曲水流觞”的雅趣。他请了当地的石匠，一起在峡谷中凿石造势，把清泉疏导成“之”字形的石槽，在池边设了八个石凳。完工那天，他邀请了戎州的文人雅士，来池边饮酒赋诗。
那天的流杯池格外热闹。大家把盛了姚子雪曲的觞放在池水中，觞随水流，停在谁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一首。黄庭坚坐在池边，看着酒杯缓缓漂来，笑着起身，在石壁上写下《鹧鸪天·流觞》：“万事一身伤老矣，戎州安稳胜京城。”字迹苍劲，满是对戎州山水的眷恋。众人喝着酒，唱着诗，直到夕阳西下，还意犹未尽。
从那以后，流杯池的雅集成了戎州的盛事。黄庭坚常常和文人朋友们在这里聚会，有时谈诗论词，有时挥毫泼墨，有时只是坐在池边，听泉水叮咚，看落叶飘零。他最爱吃戎州的苦笋，说“僰道苦笋，冠冕两川”，常把苦笋清水煮过，蘸着盐巴吃，边吃边说：“苦而有味，如人生之境。”他还为姚子雪曲写下《安乐泉颂》，称赞它“清而不薄，厚而不浊”，让这种酒声名远播。
在戎州的两年多里，黄庭坚留下了无数的诗赋与石刻。他在流杯池的石壁上刻下《苦笋赋》，在吊黄楼写下《登戎州南楼》，在山谷墨园临摹《兰亭集序》。他的书法越来越成熟，“黄体”的风格越发鲜明，被人称为“宋四家”之一（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当地的百姓也越来越喜欢这位“黄先生”，有孩子缠着他学写字，有老人请他写春联，他总是来者不拒，笑着说：“能为大家做点事，是我的福气。”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黄庭坚被召回京城。离开戎州那天，百姓们早早地在码头等候，有的送酒，有的送茶，有的送自己种的蔬菜。黄庭坚站在船头，对着百姓们拱手致谢，眼里满是不舍。他看着渐渐远去的流杯池，心里默默想着：“戎州，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四、宜州余晖：人生最后一段诗意
可命运却没给黄庭坚太多时间。崇宁元年（1102年），新党再次执政，黄庭坚又被贬往宜州（今广西宜山）。那时的他已五十九岁，身体越来越差，却依然带着笔墨，踏上了前往宜州的路。
宜州的生活比黔州还要苦。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寺庙里，冬天没有炭火，冷得睡不着觉；夏天蚊虫叮咬，浑身是包。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每天清晨，他去山上散步，捡些野果回来；中午，就在寺庙的院子里晒太阳，读自己带来的书；晚上，就着油灯，写日记，或是修改诗稿。
宜州的百姓很同情这位老人，常送些粮食、衣物来。有个叫范寥的年轻人，很喜欢黄庭坚的诗，特意从远方赶来，陪他聊天、读书。黄庭坚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范寥，说：“这些诗，就交给你保管吧，或许将来，有人会喜欢。”
崇宁四年（1105年）的冬天，宜州下了一场大雪。黄庭坚住在寺庙里，没有炭火，冷得瑟瑟发抖。范寥来看他时，见他裹着薄被，坐在床上，手里还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写着什么。范寥心疼地说：“先生，您别写了，先暖暖身子吧。”黄庭坚笑着说：“没关系，我还有一首诗没写完呢。”
那首诗就是《虞美人·宜州见梅作》，诗中“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的句子，满是他对生命的热爱与坚守。写完这首诗的几天后，黄庭坚在宜州的寺庙里安详地闭上眼睛，手里还握着那支陪伴了他多年的狼毫笔。
黄庭坚去世的消息传来，百姓们都很悲痛。范寥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诗稿整理成册，取名《山谷集》。后来，苏轼的儿子苏过路过宜州，特意去寺庙祭拜，看着黄庭坚住过的茅屋，忍不住哭了起来，写下“涪翁已矣，尚有诗名传千古”的句子。
如今，在江西修水的黄庭坚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他少年时读过的《诗经》、用过的毛笔；在宜宾的流杯池公园，他凿的流杯池依然清泉流淌，石壁上的石刻字迹清晰；在宜州的黄庭坚故居，他写《虞美人·宜州见梅作》的那张桌子，还静静地放在那里。每年，都有无数的人来这些地方，缅怀这位北宋的文人，读他的诗，看他的字，感受他那“一生风雅，半世流离”的人生。
有人说，黄庭坚的一生是苦的，贬谪的日子占了大半；可也有人说，黄庭坚的一生是甜的，他用诗酒、笔墨，把苦日子过成了风雅的诗。或许，正如他在《苦笋赋》中写的那样：“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多而不害，如举士而皆得贤。”人生的苦，只要用心去品，总能品出甜的滋味；生活的难，只要坚守本心，总能活出自己的风雅。
这，就是黄庭坚，一个在北宋的烟火与风雅中，活了千年的青衫涪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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