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那些创作者有没有好好了解古代的粮食产量。别再动不动，几十万士兵，十几万骑兵。你要看在哪些地方，养不养的起。尤其在古代，除却中原和江浙一带，其他的地方就没有适合大规模种植主粮的地方。比如云南，给你十万大军，那个地方能自给自养吗？
中国古代的士兵都是半士兵、半农民形式的，没有哪个朝代能够放任几十万的青年劳动力，不从事生产，完全由国家给养。而且在一个相对稳定无战争的时期，这种半生产性质的军队，每年的军饷也占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是战时情况，一半以上的财政供应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粮食是根本不够吃的。
今天，一亩地轻松能打上千斤水稻、小麦，但在古代，即便是中原好地，在技术正常年份，亩产也常常只有二三百斤，甚至更低。比如北宋神宗时期推行“青苗法”时，官方统计亩产不过一石（约120斤）。明代普遍亩产100—200斤，清代平均亩产略有提升，也不过二三百斤，个别高产年份才可能突破四百斤。
唐代《农书》就有记载：“亩收一石半者，民以为丰。”换句话说，能打到180斤，就是“丰收”了。可见古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刨一天地，产出远不如后世农业技术提升后那样高效。
口粮计算吓你一跳。一个成年男子每天需要摄入粮食约两斤左右，一年就要700多斤粮。再加上妇女、小孩的需求，一个五口之家，每年最少也得3000斤口粮才饿不死。而种一亩地顶多产个200斤粮食，扣去种子、赋税和损耗，真正到嘴边的不过一百来斤。
那么问题来了：你家若没有三四十亩地，根本无法养活全家。这还不算老弱病残和灾年歉收。若是土地不平整、水源不好或劳动力不足，一个家庭常年吃不饱就是常态。那种“一家三亩地，自给又自足”的设想，在历史里根本站不住脚。
古代农业受自然条件支配极大。没有化肥、农药、灌溉系统，一场暴雨就能冲毁庄稼，一轮旱季就能绝收一年。尤其黄河泛滥频繁，宋代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决堤成灾。
虫灾也不容小觑，《清实录》中屡见“蝗蝻成灾、昼夜食苗”，一夜之间十万亩麦田变黄土。加上病虫害无药可治、粮种退化严重，所谓“靠天吃饭”并非一句形容，而是真实生活的危机写照。
在这样的条件下，年年有荒，处处有饥，才是常态。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王朝都经历过“连年饿殍遍野”的时刻。
一个讽刺现实是：古人不仅粮食少，朝廷还照收不误，甚至“荒年加征”。因为各级衙门有定额考核，哪怕年景差，也必须完成税粮任务，不然官员要被问责。于是下压百姓，层层加派。
比如明代实行“里甲法”，每十户负责一户的税，“轮到谁家谁倒霉”。清代也有“耗羡归公”，原本是杂费，后来变成朝廷财政常规来源，灾年也强收，搞得百姓“颗粒未收、税吏先至”。
很多农民不得不借贷交租，形成“借粮种田、种完再借”的恶性循环。最终落到“卖儿卖女、卖地卖命”的绝路。
仓储、运输、虫鼠霉烂，损耗巨大。即便种出来了，也不意味着吃得到。古代没有良好的仓储系统，很多地方粮食入仓后霉烂、被鼠咬、虫蛀的比比皆是。明代《农政全书》中记载，“县仓十斗入，能存五斗者善矣。”
更别提长距离运输，漕运迟缓、舟车倾覆、贪污盘剥、仓差盗卖，最终到灾民口中的救济粮，十有八九早已不剩。
所以，哪怕国家下诏“赈济十万石”，真正送到灾区百姓手里的，也许只剩万把斤。别说救命了，连象征性“每人一碗粥”都难实现。
“国有常平仓”“太仓储粟三十年”，这些在正史中是理想状态。现实里，很多地方的“义仓”“社仓”账上有粮，仓中空空。贪官污吏层层挪用，把救命粮变成了宴饮和折银。
到了出事时，才发现粮仓空了，只能再向百姓征、向商人借、向富户摊派——但这些人也往往因灾难自顾不暇，赈灾沦为空谈。
清道光年间一次蝗灾，山东饿死百万人，地方大员报称“赈粟三百万斤”，事后查证真正发出不足十万斤。饿殍遍地，朝廷却还在讨论“应否设立捐粮义市”。
战乱不一定死人，饿才是真的大杀器。翻看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朝代“战死”多少人，往往难以统计，但“饿死”数据却触目惊心。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前后的饥荒，据《后汉书》记载，“人相食者数郡，童子价减于犬”。唐代安史之乱后，“饿死于道者十不存一”。明末李自成破城前，京师城内已有“每日百尸露街头”。
太平天国之乱中，真正战死的不如饥饿病死的一半；而清末民初，四川大旱、山东蝗灾、陕西歉收，动辄百万人口因饥饿死去，远远超过当时的兵祸杀伤力。
所以古人怕战乱，却更怕荒年，因为后者来得慢而致命得快，防无可防、逃无可逃。
很多“民变”“盗贼”本质上是饿出来的。饿久了，就只剩两条路：逃荒、造反。
汉末“流民走北山”，唐代“江西饿贼起于赣州”，元末“朱元璋初为乞儿”，明末“张献忠食野菜而起事”——几乎所有历史上的大乱，都有饥荒作前奏。
有学者统计，仅清朝前两百年间，全国因灾逃亡者累计超过一亿人次。而且很多人逃出去也没粮，最终沦为盗贼、饥民军，才有了后来的“农民起义潮”。
所以，一个“能吃饱饭”的王朝，其实就是好王朝。稳定压倒一切，说的就是温饱。
荒年之中，并非人人皆苦。真正的富户、地主、粮商，会囤粮坐等高价抛售，等一斗粮从二百文涨到一千文甚至一两银子，再开始“赈灾”。表面“施粥舍米”，实为高利出借。
清代《户部奏牍》中曾严厉批判，“赈而贷之，贷而拘之，拘而掠之，富户者其非鬼也耶？”也就是说，这些人靠饥民吃不饱来绑票、压地、逼债，成为土地兼并与阶层固化的源头。
穿越者“粮食搞钱”“屯粮赚银”的设定，在现实中就是“趁火打劫”。真干了，那是要被打成“饥贼奸商”，被地方官府查办甚至被乱民围攻的。
直到清末民初之前，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技术革命。虽有铁器、水车、牛耕、垄作等工具方法改进，但始终未能跳出“靠天吃饭”的瓶颈。
真正实现“亩产千斤”的，是化肥、良种、机械与灌溉等现代成果。而在古代，种子退化、连年耕作、轮作不良，导致地力下降、收成变差，陷入“种得越多越穷”的怪圈。
所以，古代百姓从来不指望“发家”，只希望“填肚”。“丰年储粮、荒年不死”已属理想状态。百姓之所以敬神拜佛、修善积德，说到底，是怕没饭吃罢了。
古代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技术落后、制度畸形、自然灾害频繁、官府效率低下，注定了“饿死”比“战死”更普遍。那些幻想“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的穿越场景，在现实中，是灾年饿殍遍野、五口之家三人暴毙的惨状。穿越若不懂“种地真相”，下场就一个字——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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