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没有黄金。
只有无边无际、黏腻潮湿的雨，和一种比华北平原的烈日更让人喘不过气的闷热。
他们落脚的地方叫“深圳”，一个听起来充满希望，实则由无数工地、杂乱街巷和操着各种奇怪口音的外乡人拼接而成的巨大蜂巢。周建国眼镜片后那双曾经在农机站显得与众不同的、带着书卷气的眼睛，在这里迅速黯淡下去。他的“关系”，那个原本答应带他们做贸易的朋友，只在最初几天露过面，塞给建国一些零零碎碎的、帮人抄写单据的活儿，之后就渐渐没了踪影。
梦想中轰鸣的工厂和体面的办公室，像海市蜃楼般遥远。他们租住在“城中村”一栋逼仄的握手楼里，房间没有窗户，终日需要点灯。墙壁薄得像纸，隔壁夫妻的争吵、孩子的哭闹、甚至咳嗽放屁声都清晰可闻。空气里永远弥漫着隔壁传来的劣质辣椒味和公共厕所飘出的氨水味。
周建国开始早出晚归，带着一身汗臭和挫败感回来。他试着去应聘，但他的文凭在这里不值钱，他的口音带着北方土气，他那点农机站的技术更是毫无用处。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脾气也像南方的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偶尔接到一点抄写或搬运的零工，能换来几天饱饭和短暂的晴朗；更多时候，他窝在昏暗的房间里，对着空白的墙壁发呆，或者因为一点小事就对红梅发脾气。
赵红梅最初的那点新奇和逃离的兴奋，很快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但她没有像建国那样垮掉。土地教会她的坚韧，在此刻以一种更野蛮的方式生长出来。她不能等着饿死。
她开始观察。观察楼下那个潮州女人怎么摆摊卖肠粉，观察巷口那些女人怎么提着篮子卖水果，观察那些穿着工装的女工喜欢买什么便宜的头绳和袜子。
她用从家里带出来的、以及后来省吃俭用攒下的最后一点钱，去批发了些针头线脑、橡皮筋、廉价的口红和香胰子。没有摊位，她就用一块旧床单铺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下，或者工厂区外的路边。
第一天，她臊得满脸通红，不敢吆喝，像做贼一样低着头。直到一个下工的女工在她摊前蹲下，挑走两个最便宜的黑发卡，把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到她手里。那钱的触感，冰凉，却带着一种真实的、沉甸甸的力量。
她开始学着吆喝，用生硬的、带着冀中口音的普通话。她学着看人脸色，学着和城管捉迷藏，胳膊和小腿被晒得黝黑，甚至在一次慌乱逃跑中摔破了膝盖，鲜血混着泥水，她咬咬牙，爬起来继续跑。
晚上回到出租屋，她数着那些沾满汗渍的零碎钞票，计算着明天的饭钱和房租。周建国通常瘫在床上，对她带回来的食物和钱，从最初的愧疚，渐渐变得麻木，甚至偶尔会讽刺一句：“你就打算一辈子摆地摊？”
赵红梅不吭声，只是默默地把凉掉的炒米粉推到他面前。她心里那团被周建国点燃的、关于“不一样生活”的火，并没有熄灭，只是换了种烧法——不再是浪漫的烈焰，而是求生的、沉默的炭火。
**就在这时，北方的信，到了。**
信是王秀芹托村里识字的老会计写的，辗转了很久，信封都磨毛了边。信里一个字没提村里的风言风语，没提窦家后来的反应，只絮絮叨叨地说些家常：
“红梅，见字如面。家里一切都好，今年雨水凑合，玉米长得还行。娘身子骨也硬朗，就是夜里偶尔咳嗽两声，不碍事。你不用惦记。”
“窦家……后来娶了邻村老李家的闺女，叫彩凤的。开春结的婚。宝柱那孩子，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跟他爹学着跑运输，买了辆小四轮，见人还是话不多，但看着挺踏实。”
“你留下的钱，娘收到了，自己留着用，别苦着自己。在外头，凡事多长个心眼，跟建国……好好过日子。”
信纸的右下角，有一小片不规则的水渍晕开的痕迹，像是滴落的雨水，又像是别的什么。
赵红梅捏着信纸，反复看了好几遍。窗外，南方的雨又在不知疲倦地下着，淅淅沥沥，敲打着铁皮屋顶，声音单调而绵长。她仿佛透过这雨声，看到了北方那片干旱的土地，看到了母亲坐在炕头纺线的侧影，看到了窦宝柱沉默地开着四轮车驶过尘土飞扬的村路……
没有指责，没有抱怨，只有平静的叙述。但这平静之下，是她能感受到的、母亲无尽的牵挂，和那片土地在她离开后，依然按部就班运行的巨大惯性。
她把信纸折好，小心翼翼地塞回信封，压在枕头底下。然后，她站起身，走到那个小小的、用砖头垫着的灶台前，开始准备晚饭。锅里煮着便宜的挂面，蒸汽氤氲中，她的表情模糊不清。
周建国推门进来，带着一身湿气和不耐烦：“又吃面条？”
赵红梅没回头，只是用筷子搅动着锅里的面条，轻轻“嗯”了一声。
雨还在下。南方的雨，北方的信，像两条永远不会交汇的河流，在她心里各自奔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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