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者：寒
记忆是有温度的。对我而言，童年最真切的温度，是上海老弄堂里那永远散不去的、潮湿中夹杂着煤球炉气味和食物香气的氤氲。它黏在皮肤上，渗进砖缝里，也烙印在每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孩子的骨血中。
我们家住在一楼。一栋三层的老式里弄房子，挤挨着七八户人家，像一窝嗷嗷待哺的雏鸟，共享着同一个狭窄的天空和一方小小的天井。天井连着灶披间（厨房），那是整栋房子的心脏，也是所有是非恩怨、烟火人情的发酵池。
灶披间不大，却挤着三个煤球炉，对应着三个斑驳的木制碗橱，分别属于一楼我们家和另外两家，以及住在二楼的王阿姨家。格局逼仄，却界限分明，每家的油盐酱醋、锅碗瓢盆都严格守护在自己的领地里，那是物质匮乏年代里一种心照不宣的秩序。
我的童年，就在这灶披间、天井和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之间穿梭流淌。
那时家里不宽裕。妈妈在附近的纺织厂做挡车工，三班倒，辛苦得很。爸爸常年在外地跑运输，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妈妈每天清晨，在我睡眼朦胧时，会轻轻在我手心放一枚亮晶晶的一元硬币。冰凉的金属触感，往往是我一天开始的第一个信号。
“囡囡，乖乖的，早饭在锅里，饿了买点零食。”妈妈的声音总是带着疲惫的温柔，然后匆匆吻一下我的额头，身影便消失在弥漫着晨雾的弄堂口。
那一元钱，是我小小的、全部的可支配财富。它通常的命运，是换成一块奶油蛋糕，或者一包话梅，再或者几张漂亮的糖纸。但有一段时期，我有了一个更大的梦想——商店玻璃柜里那个眼睛会眨、穿着粉纱裙的洋娃娃。
标签上的价格对我而言是天文数字：二十八元。
但我决定要拥有她。于是，我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储蓄”。
灶披间我们家的碗橱最下面一层，靠里的角落，有一个妈妈腌咸鸭蛋后废弃的、小小的粗陶罐。它成了我的秘密金库。每天，那枚带着体温的一元硬币，在经历了漫长的思想斗争（尤其是经过学校门口零食摊的诱惑考验）后，最终都会“当啷”一声，落入那个陶罐里。
那声轻响，于我而言，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是梦想一点点靠近的声音。我会小心翼翼地数着罐子里越来越多的硬币，计算着离那个粉纱裙娃娃还有多远。二十八声“当啷”，我需要抵抗二十八次诱惑，等待二十八个清晨。
这个过程并不总是甜蜜的。看着别的孩子吮吸着赤豆棒冰，或者炫耀着新买的橡皮筋，而我只能攥着那枚硬币，强迫自己快步走过，心里那份挣扎和委屈，是成年人很难理解的。但一想到捧起娃娃的那一刻，所有的忍耐都变得有了意义。
灶披间是公共的，我的秘密储蓄行为难免会被撞见。二楼的王阿姨，就曾碰到过几次我蹲在碗橱边鼓捣。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身材微胖，头发总是烫着细密的小卷，用发网兜着。脸上似乎永远带着一种挑剔的、审视的神情，看人时喜欢从上到下打量，仿佛在评估一件商品的价值。她丈夫在码头工作，据说收入不错，她儿子比我大几岁，是个胖墩墩、被宠得有些蛮横的少年。
“寒寒，又藏什么好吃的呢？躲在这里偷偷吃，不怕生蛀牙啊？”王阿姨有一次端着洗菜盆进来，斜眼看着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
我像受惊的兔子，猛地合上碗橱门，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没……没藏什么。”
“哟，还害羞呢。小孩子家，能有什么宝贝。”她撇撇嘴，不再理会我，自顾自地洗菜，水声哗哗，却让我觉得无比难堪，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种被窥探、被质疑的感觉，像一根细微的刺，扎在我心里。但我太专注于我的攒钱大计，很快就把这点不快抛诸脑后。我并不知道，这根刺，很快就会发酵成一场几乎击垮我的风暴。
日子一天天过去，陶罐里的硬币渐渐多了起来，碰撞的声音从清脆变得沉闷。我已经攒了十几块钱，几乎完成了一半的目标。每天放学回来，我都要偷偷打开碗橱确认一下我的“财富”还在，才能安心。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周六下午。妈妈上中班，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正趴在窗边的桌子上写作业，阳光透过天井里晾晒的床单，在作业本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弄堂里传来孩子们跳皮筋的喧闹声和远处传来的模糊的无线电广播声。
一切都那么平静，直到——
一阵尖利急促的叫骂声，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猛地刺破了这午后的宁静。
“夭寿啊！哪个杀千刀的手这么贱！敢偷我的钱？！”
是王阿姨的声音！是从楼下的灶披间传来的！
我的心没来由地“咯噔”一下，一种模糊的不安瞬间攫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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