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胥吏的录用，如同在永平这潭死水中投入了几尾鲜活的鲶鱼，开始搅动原有的秩序。这些新人，尤其是那几名寒门学子，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新政的拥护，在宋景云和周明轩的支持下，被分配到了户房、刑房等关键岗位，开始接触实际事务。
这直接触动了钱贵及其核心党羽的根本利益。他们发现，以往那些需要经过他们“点拨”才能顺利办理的流程，这些新人竟敢直接按章程办理；那些隐晦的“孝敬”和“惯例”，在新人这里完全行不通。更让他们恐慌的是，一些原本依附于他们的胥吏，看到新人的待遇和前景，也开始动摇，做事不再像以前那样“贴心”。
钱贵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他多年经营的势力将土崩瓦解。他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让宋景云知道，在永平这块地盘上，离了他们这些老人，什么事都办不成！
他精心策划了一场“软罢工”。
首先，在征收一批即将运往京城的漕粮时，户房那些依旧忠于钱贵的胥吏开始消极怠工。他们或是故意拖延登记造册，或是声称计量器具损坏需要维修，或是互相推诿责任，致使粮船集结缓慢，进度严重滞后。负责此事的户部官员和新任胥吏急得团团转，却指挥不动这些老油条。
接着，刑房在处理一桩普通的田产纠纷时，原本简单的调解被复杂化，卷宗记录语焉不详，甚至“遗失”了关键证词，导致案件迟迟无法判决，苦主天天到县衙哭诉，造成了不良影响。
同时，市面上开始流传更加恶毒的谣言，说新任胥吏都是宋景云的亲信，排挤本地人，办事毛躁，毫无经验，迟早要把永平搞得一团糟。甚至隐隐有风声，暗示宋景云如此大刀阔斧，是为了捞取政绩，根本不顾永平百姓的死活。
这一连串的举动，确实给宋景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漕粮延误，朝廷追责下来，他首当其冲；县衙事务运转不畅，影响民生，也会授人以柄；谣言更是恶毒，直接动摇新政的民意基础。
周明轩忧心忡忡地找到宋景云：“宋大人，钱贵等人这是狗急跳墙了！漕粮之事关乎国计，延误不得啊！是否……暂且安抚他们一下？”
宋景云站在行辕的窗前，看着外面阴沉的天色，脸上没有任何慌乱，只有冰冷的决然。
“安抚？”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周大人，此时若退一步，他们便会进十步！新政将前功尽弃！对于这等冥顽不灵、挟公事以谋私利者，唯有铁腕应对！”
他立刻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第一，他直接以巡察使的身份，接管了漕粮征收的指挥权。他带来的护卫和忠于周明轩的衙役被派往码头，监督作业。他公开宣布，凡有胥吏消极怠工、故意拖延者，无论何人，立即革职查办！同时，他从新录用的胥吏和县学中临时招募了一批懂文书算术的青年，经过简单培训后，补充到征收队伍中。虽然效率初期不高，但确保了工作的持续推进。
第二，对于刑房那桩被故意拖延的案子，宋景云亲自调阅卷宗，发现疑点后，直接下令将涉案的几名老胥吏停职审查，由新任胥吏在张澜的指导下重新审理，很快便厘清事实，做出了公正判决。
第三，对于市面上的谣言，宋景云不再仅仅是辟谣。他让李忱暗中查清了几个散布谣言最积极的源头，发现都与钱贵的心腹有关。他毫不客气，以“诽谤朝廷命官、扰乱民心”的罪名，将那几个造谣者抓了起来，当众杖责，游街示众！
这一连串雷厉风行的反击，如同数记重拳，狠狠打在了钱贵集团的痛处。他们没想到宋景云如此强硬，手段如此果决，丝毫不顾及所谓的“地方稳定”和“官场潜规则”。
漕粮在高压下终于按时启运；刑案得到公正处理，百姓称快；造谣者被严惩，谣言迅速平息。
钱贵坐在家中，听着心腹一个个传来的坏消息，脸色灰败。他发现自己惯用的伎俩在宋景云绝对的权力和毫不妥协的态度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虽然还能龇牙咧嘴，但落败似乎已成定局。
然而，他眼中随即又闪过一丝狠厉和不甘。他还有最后一张牌没有打——他在京城，并非没有靠山！
“姓宋的，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钱贵咬牙切齿，铺开信纸，他要将永平发生的“酷吏横行、排挤良吏、民怨沸腾”的情况，添油加醋地禀报给他在京中的“贵人”。他相信，只要朝中有人发声，就算皇帝信任宋景云，也必然会给其带来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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