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睛直直盯着那张纸条，上面写着“平安路18号，三楼东户” 血从手心慢慢渗出来，顺着手指缝流到手腕上。断掉的笔杆卡在虎口那儿，塑料边扎进肉里，疼得我一下子清醒了。
这不是做梦，也不是别人模仿我的笔迹——那就是我自己写的字，连笔画的顿挫都一模一样。可我咋都想不起来啥时候写过这个地址。
我把纸条折好，塞进衣服内袋，用左手按住伤口，不让血再往下滴。右手都有点发软了，就跟被人抽了筋似的。我知道不能再用那个能力了，脑袋沉得像灌了水泥，抬都抬不起来。
走出技术室前，我把装着纽扣的证物袋扔在垃圾桶边上，故意没封口，露出点铜色。要是有人盯着我，肯定会去捡。我没回头，就用眼角余光扫了下走廊尽头玻璃的反光——没人靠近。可五分钟后保洁过来，袋子就没了。
我从警局后门出去，没打车，也没走平时常走的大路。先坐公交绕了两圈，在第三站下车后钻进了菜市场。摊主的吆喝声和鱼腥味一下子就扑过来了，我贴着肉铺走，借着案板挡着回头看了一眼：五十米外，一个穿灰色冲锋衣的男人正低头看手机，走得不快，但一直没落下。
他不像是街头混混那种跟踪法。他不故意藏着，也不靠太近，节奏稳得就跟呼吸似的。
我拐进一条废弃办公楼的小巷，脚步一下子加快了。身后的脚步声没乱，也没加快，就一直保持着那个距离。我心里有数了：这人是受过训练的，可能是警局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幽灵”手下那种专业盯梢的。
我在巷子尽头停下，假装系鞋带，借着地上水洼的倒影看清了他的脸——三十出头，左耳戴个耳钉，走路的时候右手习惯摸摸腰侧，好像带着家伙。
我没再试探，直接往平安路走。路过便利店的时候买了瓶功能饮料，店员找钱的时候多塞给我一张纸巾。我没说话，接过来就走。进了楼道才打开纸巾，上面印着便利店的标志，角落被人用指甲划了个极小的“隼”字。
和神秘人留标记的手法一样。
他们不光知道我要去哪儿，连我买啥、谁给我找钱都清楚。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跟踪，是早就布好的局。
我站在平安路18号楼前，抬头往上看。三楼东户的窗户拉着窗帘，没亮灯。整栋楼安静得有点吓人，连狗叫声都没有。我一边数着脚步一边上楼，在三楼停下，假装敲邻居家门问人，其实是听听对面有没有动静。啥声音都没有。
下楼的时候我换了条路，绕到楼后面的消防梯，从外面瞅三楼窗户的缝隙。窗帘拉得太严实，啥都看不见，但我发现窗框边缘有细小的划痕，像是经常被推开又关上，摩擦留下的。
回到街上，我故意走慢了，走进一家打印店复印身份证。出来的时候那人还在五十米外，站在公交站牌下假装等车。我拐进一家药店买了瓶碘伏和纱布，坐在门口台阶上给自己包扎手掌。血已经止住了，但伤口有点深，得缝针才行。
我没回警局，去了赵勇家楼下。我没上去，就在对面便利店坐着，点了杯热咖啡，看着他家窗户亮灯了才起身离开。要是真有人查我的行踪，会以为我去赵勇那儿了——这是个幌子，让他以为我要找搭档商量事儿。
其实我没碰手机，也没联系任何人。
回家路上我又换了条路，穿过地下车库出口，绕进一所中学围墙边的小路。这次我没回头，把刚买的创可贴撕开一半扔在地上，故意让它卡在排水沟边上。二十分钟后我从另一头回来，创可贴没了。
他们连我扔垃圾的习惯都在记着。
回到家我先去洗澡。热水冲在背上，我才觉得冷，不是天儿冷，是那种被人盯着后背的感觉。我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把染血的那件塞进洗衣机泡着。
然后我坐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写下三个名字：灰隼、周志远、郑铭。
我不确定谁是“灰隼”，但我知道这人肯定在我身边很久了。他能拿到我三年前的出警记录，能在我写地址的时候让我自己写下线索，还能让便利店店员配合留标记。
这不是外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我打开抽屉最底下，拿出一支旧圆珠笔，拧开笔帽，把刚才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卷成细条塞进去。再装上笔帽的时候，笔身咔哒一声合上，就跟扣上保险似的。
我把笔放外套口袋里，躺床上闭着眼。
不是睡觉，是等着。
两个小时后，手机震动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别再去平安路。”
我没回。
我把手机扣在胸口，听着它不震了，然后慢慢坐起来。
窗外路灯的光照进来，在地板上划了一道黄线。我低头看自己的影子，又长又直，就像一把竖着的刀。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对面楼顶有个黑点闪了一下，好像是无人机镜头反光。
我盯着那个方向看了五秒，转身去拿外套。
笔还在口袋里，没丢。
我轻手轻脚走出去，关门声音也很小。
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我摸摸口袋里的圆珠笔，确定它还在。
电梯门开了，我迈出左脚，右脚刚要落地，突然听见楼道尽头传来一声轻轻的金属碰撞声——好像是耳钉刮到门框了。
我没回头，右手插进口袋，握紧那支笔。
笔尖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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