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五月十五，河北的旱情已如燎原之火，再也无法遮掩。
汴京的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不安，朝廷的每一道政令都围绕着赈灾、疏浚、维稳急速运转。年轻的皇帝赵顼连日操劳，眼窝深陷，眉宇间凝结着化不开的沉重。
就在这举国紧绷的关头，一封六百里加急的西北边报，如同又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紫宸殿的御案上，也砸在了所有重臣的心头。
奏报来自陕西经略使，内容简洁却字字如刀：西夏遣使前来，声称依据旧约，要求我朝归还绥州之地。
这分明是西夏梁太后与国相梁乙埋，窥见大宋河北遭逢大旱，国力受挫，意图趁火打劫，行“空手套白狼”之伎俩！
“砰！”
赵顼一拳砸在奏报上，连日积压的疲惫、焦虑，以及一种被轻视、被挑衅的屈辱感，如同火山般喷发出来。他猛地站起身，胸膛剧烈起伏，脸色因极致的愤怒而涨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他想起了治平三年，自己以太子身份监国时，西夏虽扰边不断，但宋军尚能维持局面。
然而，先帝重病，国势未稳，西夏便大举入寇，虽被种谔等人击退，但最终……最终还是在某些老成持重、但在他看来实为怯懦的主张下，与西夏再订和约，还是签下了令人屈辱的“岁币”！
那时，他虽监国，却未能完全掌权，只能眼睁睁看着国格受损。那份耻辱感，如同烙印，深深刻在他心底。
如今，他已是九五之尊，正欲励精图治，一雪前耻，对方竟敢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再次上门勒索！而且是以如此荒谬的理由！
他一把抓起奏折，目光如冰冷的刀锋，逐一扫过被紧急召来的韩琦、文彦博、曾公亮、吕公弼和韩绛。他几乎是咬着后槽牙，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声音低沉却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你们说……怎么办？！”
这简短的五个字，裹挟着帝王的无边怒火和几乎要失控的杀意。
几位重臣感受到那股几乎凝成实质的怒意，心中俱是一凛。文彦博作为枢密使，率先开口，语气沉稳中带着军人的硬朗：
“陛下息怒！西夏此乃试探之举，欺我河北有难，不能两顾。其心可诛！然，使者既来，我朝便不能失却礼数，更不可示弱。
臣以为，当严词驳斥其无理要求，示我坚守绥州之决心！”
曾公亮紧接着道：“文相公所言极是。然需防备其以此为借口，再生边衅。陕西诸路军备需进一步加强，以防不测。同时，此事不宜声张，以免动摇河北民心。”
韩绛眉头紧锁，从财政角度考量：“陛下，若西夏真敢动兵，军费开支将是天文数字，于当前国库更是雪上加霜。但绥州绝不可弃，弃则陕西门户洞开，后患无穷。
臣以为，需做两手准备，一面强硬应对使者，一面令三司秘密筹划，做好最坏的打算。”
资历最浅的吕公弼则补充道：“使者之来，亦是我朝窥探西夏虚实的良机。可借此观察其国内情势，梁太后摄政，未必稳固。”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始终沉默的首辅韩琦身上。韩琦缓缓抬起头，看向因愤怒而微微颤抖的年轻皇帝，他的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眼前的危机。
“陛下，”韩琦的声音苍老却带着定海神针般的力量，“怒，不解决问题。西夏此举，正在于激怒陛下，使我方自乱阵脚。”
他顿了顿，继续道：“老臣之意，与诸位略同，但需更进一步。
其一，使者要来，便让他来。我朝以国君之礼相迎，礼仪周全，彰显天朝气度。
其二，待其提出索地要求，则由陛下亲自召见，或由老臣等与之廷辩，据理力争，引经据典，痛斥其背约无信，在道义上彻底压倒他！
其三，与此同时，密令种谔等边将，加强戒备，甚至可以小规模巡边示武，让其使者‘恰好’看到我边军之整肃！”
韩琦的策略，老辣而周全。他不仅要拒绝，还要在气势上、道义上、甚至军事威慑上，全方位地碾压对方，让对方偷鸡不成蚀把米。
赵顼听着韩琦的分析，胸中的怒火渐渐被一种冰冷的理智所取代。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几乎要脱口而出的“杀”字，缓缓坐回龙椅。他知道，韩琦是对的。逞一时之快，只会落入对方的圈套。
“好！”赵顼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更加坚定的意志，“便依韩相公之策！朕，就在这汴京城，等着他西夏的使者！倒要看看，他们有何面目，来要朕的绥州！”
他目光扫过众臣：“诸公各司其职，陕西防务，万不可松懈！退下吧。”
“臣等遵旨！”
众臣退去后，赵顼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中。他拿起那封奏报，又看了一遍，嘴角勾起一丝怒极而笑的笑意。
西夏的挑衅，非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彻底点燃了他内心深处那股不服输的狠劲与雄心。
河北的灾要救，西夏的狂更要打！这内外交困的局面，正是对他这位新君最大的考验。他不仅要度过难关，还要借此机会，让四方都知道，大宋……已经换了一个不一样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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