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薄薄的信封,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紧紧贴在他的胸口口袋里,烫得他心口发疼,几乎要灼穿皮肉。从机床厂到青瓦巷,这段走了十几年的路,今天却显得格外漫长而艰难。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拖着无形的、沉重的镣铐。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他却感觉不到冷,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耻辱感,如同黏稠的沥青,将他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
“下岗”。
这两个字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冲撞、轰鸣,每一个音节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他作为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上。他苏建国,堂堂七尺男儿,技术过硬,吃苦耐劳,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被他视为终身依靠的工厂像扔废料一样抛弃。那份买断工龄的钱,不是补偿,更像是施舍,是对他过去十几年付出的廉价清算,是对他能力的全盘否定。
这耻辱,不仅仅关乎他个人,更关乎他对整个家庭的承诺和责任。
他想到了李春燕。
那个在他最困顿的时候,没有离开,反而用她瘦弱的肩膀和他一起扛起这个家的女人。她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住的是漏风的过渡房,吃的是粗茶淡饭,日夜操劳,手上磨出了多少老茧,眼角添了多少细纹。她好不容易看到一点生活的盼头,看到她的小裁缝铺子渐渐有了起色,看到这个家从倾家荡产的深渊边一点点爬回来……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告诉她这个天塌下来的消息?他仿佛已经看到她那双总是带着温柔和疲惫的眼睛里,瞬间溢满的惊慌和绝望。不,他不能让她担心,更不能……他内心深处埋藏着一个更隐秘的恐惧,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会让她本就承受着压力的家人,更加反对他们在一起,甚至……他不敢想下去。
他想到了晓光。
那个敏感、懂事得让人心疼的孩子。她在学校已经因为家庭的贫困承受了太多无形的压力,躲着同学啃干粮,穿着改制的旧衣服。她那么努力地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家人,来维系她那一点点脆弱的自信。如果她知道家里唯一的、稳定的经济来源断了,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里,该会蒙上多么深重的阴霾?她会不会更加自卑,更加沉默?他绝不能让这残酷的现实,去加重孩子心上本就沉重的负担。
还有卫东和卫民。卫东好不容易走上正轨,脾气收敛了许多,正靠着蹬三轮一点点偿还“百家钱”,重拾做人的底气;卫民也在福利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用他笨拙的方式为这个家增添着微薄的收入和难得的暖意。他作为大哥,应该是他们的依靠,是他们的定心丸,怎么能先倒下?
巨大的耻辱感和更深沉的家庭责任,像两座大山,一左一右地挤压着他,几乎要将他的脊梁压断,将他的灵魂碾碎。他感到一阵阵眩晕,喉咙里涌上腥甜的铁锈味,又被他强行咽了下去。
不能倒!绝对不能倒!
一个念头,在极度的混乱和痛苦中,如同溺水者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变得异常清晰和坚定——隐瞒!必须隐瞒下去!
他不能让家人知道他已经下岗。至少在找到新的、稳定的工作之前,绝对不能。
这个决定,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悲壮。这意味着,从今天起,他必须独自咽下所有的苦果,背负着这份耻辱和焦虑,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在家人面前,继续扮演那个“一切正常”的苏建国。他要用谎言,为自己争取时间,也为这个家,维持住最后一丝体面和摇摇欲坠的平静。
他深吸了几口冰冷的空气,强迫自己混乱的大脑冷静下来。他抬手,用力揉了揉僵硬的脸颊,试图揉掉上面可能残留的绝望痕迹。他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和衣领,将胸口那个烫人的信封往更深处塞了塞,确保不会被人看出来。
走到青瓦巷口时,他的脚步已经恢复了惯常的沉稳,只是那背影,在暮色中显得更加佝偻和孤寂。
推开那扇熟悉的、吱呀作响的木门,温暖的灯光和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李春燕正从灶台边端出热好的饭菜,看到他,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回来了?今天好像比昨天早一点,快洗洗手吃饭。”
“嗯。”苏建国应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但他尽力维持着平稳。他不敢看春燕的眼睛,生怕那双过于了解他的眼睛,会瞬间看穿他努力维持的伪装。
他走到水缸边,像往常一样舀水洗手,借着冰冷的水流,让自己彻底镇定下来。然后,他坐到饭桌前,拿起筷子,开始吃饭。他吃得很快,和往常一样,用狼吞虎咽来掩饰内心的波涛汹涌,也以此来逃避可能的交谈。
“厂里……今天怎么样?”李春燕还是像往常一样,随口问了一句。
苏建国夹菜的动作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随即含糊地应道:“老样子。”
他没有多说,李春燕看着他疲惫的侧脸,也只当他是累极了,心疼地给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便不再多问。
这一刻,苏建国知道,他的谎言开始了。他用沉默和含糊,为自己筑起了一道脆弱的防线。男人的尊严,逼着他将所有的苦楚和压力,都死死地锁在了自己的心里。他必须尽快,尽快找到新的工作,无论多苦多累,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场自己发起的、与命运的赛跑中,为这个家,赢得一丝喘息的机会。而他并不知道,这条用谎言铺就的道路,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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