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春，新加坡的“谦益号”橡胶园里，陈嘉庚正蹲在橡胶树下，看着工人割胶。他穿着粗布短衫，裤脚沾着泥，看起来不像个拥有上千亩橡胶园的侨商，倒像个普通的农夫。
“陈先生，有位姓孙的先生找您，说是从欧洲来的。”管家匆匆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孙中山”三个字。
陈嘉庚的手顿了一下。他早就听说过孙中山，知道他是“乱党”，也知道他在海外筹钱搞革命。但他对“革命”没兴趣——他是商人，只关心橡胶的价格、运费的高低，还有年底能赚多少银子。
“让他到办公室等。”陈嘉庚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心里已经有了打算：随便应付几句，给点小钱把人打发走，别惹上麻烦。
孙中山坐在陈嘉庚办公室的藤椅上，看着墙上挂着的《新加坡港口地图》，还有桌上摊着的橡胶价格表，心里有了底。他没像往常一样直接说革命，而是指着价格表问：“陈先生，听说去年您的橡胶园亩产提高了两成，但是利润却降了一成，是不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加了关税？”
陈嘉庚愣了一下，没想到孙中山会问这个。他点了点头：“没错。英国佬说要‘改善殖民地基础设施’，把橡胶的出口关税从百分之五提到了百分之八。我这上千亩园子，一年光关税就要多交两万多块。”
“那如果中国自己能种橡胶，自己办工厂，陈先生还用得着看英国佬的脸色吗？”孙中山往前凑了凑，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现在清廷闭关锁国，把沿海的港口都租给洋人，我们的商人在国内没活路，只能跑到海外来讨生活。可海外的日子也不好过，洋人欺负我们，殖民政府压榨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靠山。”
陈嘉庚端起茶杯，手指在杯沿上摩挲。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厦门做生意，被清廷的税吏敲诈勒索；想起在新加坡，英国商人垄断了橡胶市场，他好几次差点被挤出局。这些事，像刺一样扎在他心里。
“孙先生，我知道你想让我捐钱。”陈嘉庚放下茶杯，看着孙中山，“但我得问清楚，你筹来的钱，到底用在什么地方？去年黄花岗起义，我听说你们花了几十万块，结果只打了一天就败了。钱花在哪儿了？是不是被人贪了？”
这是孙中山最担心的问题。之前好几次筹款，都因为华侨质疑资金用途而失败。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账本，放在陈嘉庚面前：“陈先生，这是兴中会去年的资金收支账本。黄花岗起义，买军火花了十二万，给烈士家属抚恤金花了三万，革命党人差旅费花了两万，剩下的三万，现在存在新加坡的‘广益银行’，随时可以查。我孙中山可以发誓，每一分钱，都用在革命上，我自己每月的生活费，从来没超过五十块。”
陈嘉庚拿起账本，一页一页翻。账本上的字迹工工整整，每一笔支出都有签名，甚至连买几支铅笔、几瓶墨水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心里的疑虑，慢慢消了。
“孙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陈嘉庚把账本放下，语气严肃，“如果革命成功了，你打算怎么对待我们这些华侨商人？会不会像清廷一样，苛捐杂税一大堆？”
“不会。”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会颁布《商律》，保护商人的利益。华侨要是想回国投资，政府会给土地、免关税；要是想继续在海外做生意，政府会在各国设立领事馆，帮华侨维权。陈先生，你现在做橡胶生意，将来中国的橡胶市场，一定比新加坡大十倍、百倍。这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是我给你的‘商业计划书’。”
陈嘉庚盯着孙中山看了很久，突然笑了：“孙先生，你不像个革命家，倒像个生意人。行，我信你。我给你捐五万块，另外，我再发动新加坡的侨商，给你凑十万块。不过，我有个条件：革命成功后，你得让我在厦门办一个橡胶加工厂，政府得给我批地。”
孙中山一下子站起来，激动地握住陈嘉庚的手：“陈先生，谢谢你！你的条件，我答应！将来厦门的橡胶加工厂，一定是中国最大的！”
那天下午，陈嘉庚在新加坡的“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把孙中山介绍给各位侨商。孙中山没讲太多大道理，只讲了“投资未来”——投资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中国，比投资任何生意都划算。
会议结束时，侨商们一共捐了十三万五千块。孙中山看着手里的支票，眼睛都湿了。他知道，这不是十三万五千块钱，是新加坡华侨对革命的信心。
可他没高兴多久，就接到了一个坏消息：清廷驻新加坡领事馆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准备派人拦截汇款，还要抓他。
“孙先生，你得赶紧走。”陈嘉庚把一张去美国旧金山的船票塞给孙中山，“我已经安排好了，今晚就坐船走。钱我会通过香港的商号转出去，你放心。”
孙中山握着陈嘉庚的手，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里。他只能说：“陈先生，保重。革命成功那天，我一定亲自来新加坡接你回国。”
晚上，孙中山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站在甲板上，看着新加坡的灯火越来越远，他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这笔钱用好，一定要让革命成功，不能辜负这些华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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