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路,是担责与反思。这场浪潮,终究是他亲手推动、寄予厚望的,如今浪头偏了,出了问题,他心里早就默默扛起了那份责任。更让他清醒的是,搞经济远不像在战场上运筹帷幄那么得心应手——打仗他熟,从井冈山到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指挥过无数场硬仗,可怎么让工厂多产好钢、让地里多打粮食,怎么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这里面的门道太多,他还没摸透。
其实在上山前的一次核心会议上,教员就曾坦诚地说:“搞经济?我真不是行家!”他摆着手,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的自省,“这辈子怕是钻研不透了,年纪摆在这里,精力也跟不上了。要说精通此道,还得看真正懂经济的同志。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这本厚重的经,终究需要真正懂行的人来念,我这门外汉,不能瞎指挥。”后来,这些话常被与会的同志提起,每次说起来,都忍不住感慨:领袖能这么实在地说自己“不懂”,这份勇气和坦诚,太难得了。
可谁也没料到,在那座云雾缭绕的山上,会议开着开着,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突然袭来。原本要纠偏、要降温的议题被冲得七零八落,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别的地方,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反倒没人提了。
刚开始上山那会儿,教员的心情还算疏朗。他站在含鄱口,看着眼前的云涛翻涌,像极了故乡湘江的烟波,心里的愁绪也散了些。山风猎猎,吹起他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衣角,他迎着风站了许久,忽然停下脚步,对身边的秘书低语:“这经济建设的经,比打仗难念多了啊……打仗有章法,有敌人,可搞经济,看不见摸不着,稍不留意就走了偏,难,太难了。”
但他骨子里的豪情从没减过半分。没过多久,那首磅礴的《七律》就传遍了全国——“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字里行间都是他藐视万难、志在必得的劲儿,也让不少像徐诗文这样的年轻人,又重新燃起了信心,觉得再难的坎,也能迈过去。
会议前半段,气氛还算轻松,大家围坐在一起,敞开心扉说话,被称为“神仙会”。总结经验教训时,教员也不避讳谈自己的失误,甚至主动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有天深夜,他跟几位老同志围坐在油灯下,桌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水,他推心置腹地说:“敢想敢干?冲过头了就成胡思乱想!责任不全在下面,我也有份。我这人,年轻时性子急,总觉得真理独握在手,听不进不同意见;现在嘛,性子压下去些,可跟自己较劲倒是常事了。” 他笑了笑,语气里带着几分自嘲,“有时上半夜还钻着牛角尖,觉得自己没错,下半夜躺下想想,嘿,倒想通了——好多事,确实是操之过急了,没考虑到实际情况,害老百姓跟着受累了。”
那段时期的颠簸,深深撼动了这位历经风雨的领袖。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透问题的洞察力,可在经济建设这片新战场上,他却遇到了未曾预料的迷雾——明明想往好处办,想让老百姓早点过上好日子,可最后却走了弯路,让大家受了苦,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夜里常常辗转难眠。
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教员回到了北京。在一次重要场合,他的剖白格外沉重,也格外坦诚:“我毛病不少!该钻研的书没钻透,新的学问没学精,搞经济更是刚摸着门边,就敢瞎指挥……但我不认输!学!学到闭眼那天为止!总得有点长进,日后见了先贤,见了老百姓,好歹心里踏实些,不至于愧疚太多。”
徐诗文后来从公社领导嘴里听到这番话时,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教员都这么较真地学,这么坦诚地认错,自己还有啥理由怕困难、怕犯错?那天晚上,他在知青日记里写了满满三页纸,字字句句都透着一股劲:要像领袖说的那样,踏实学,认真干,不急躁,不糊弄。
可这话的余音还没散,三个月后,教员就带着一支精干的队伍,南下到了西子湖畔。这次去,目标特别明确:要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懂读透,哪怕啃碎了骨头,也要把经济这门学问搞出点门道来。他在给爱女李讷的信里写道:“已下决心,非把经济学这门大学问搞通不可!不然,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那信笺上的墨迹,仿佛还沾着西湖的水汽,每一个字,都透着对老百姓前路的焦思——他怕自己学不透,怕自己再犯错误,耽误了国家,耽误了人民。
可惜,现实的阻力像厚重的帷幕,没那么容易拉开。因为当时“左 的声音占了上风,主张冷静、务实的人没多少话语权,经济工作里那股“过热”的劲头,压根没真正刹住。教员的反思与自责,像一团沉甸甸的云,依旧萦绕在心头,没散开。
又过了一年仲夏,上海。在一次总结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教员再次直面自己的失误,语气里满是刻骨的痛惜:“错误我也犯了,不少是跟大家一起犯的。比如之前的河畔会议,我点头应下了那个过高的钢铁产量指标;后来在武昌,明明觉得不对劲,却又退了一步,没坚持住;再到上海,另一个更高的指标,我也咬牙扛了下来……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是刻骨的教训,这辈子都忘不了,也不能忘!”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62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初春——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敢说真话、敢揭问题的会议,也是一次直面错误、勇于担责的会议。
其实在这之前几个月,教员已经做过自我批评,还特意要求把检讨传达下去,让基层的同志也知道,他也犯了错,也在反思。可因为种种无形的藩篱,他的检讨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传了传,没掀起多大波澜,好多像徐诗文这样的基层知青,压根就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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