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的科教座谈会上,高庆狮猛地竖起一根手指,原本还带着些微议论声的会场瞬间静得落针可闻。“可三座大山压着,咱们的科研人员哪喘得过气啊!”他声音洪亮,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众人心上,“第一座,就是那沉重的思想包袱!背着这玩意儿,谁还敢放开手脚干事?”
台下立刻响起一片会意的低语,不少人悄悄点头。高庆狮扫过全场,继续说道:“过去那些年,多少人揣着满腔热血想搞研究,结果呢?一句‘重视业务就是不重当前的重点工作’,就被扣上‘白专’帽子;写篇学术论文,都得先琢磨半天会不会踩雷。现在嘴上说要轻装上阵,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少人惊醒过来,还会下意识摸一摸头顶——生怕那顶帽子又扣回来了!”
这话像根针,精准戳中了在场人的心事。高庆狮顿了顿,语气沉了些:“我认识位老研究员,当年就因为说了句‘搞计算机得先打好数学基础’,就被批成白专典型,关了小半年牛棚。现在虽然平反了,可每次拿起笔写算法,手还会不由自主地抖!你说,这思想包袱不卸下来,怎么能安心搞科研?”
不少人听完长舒一口气,脸上满是“可不是嘛”的神情。角落里,这位可爱的老人面前的烟灰缸已经堆了半缸烟头,他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得正旺,却没顾上抽。等高庆狮话音刚落,他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爽朗:“那咱们就给科学家们配一身‘思想防护服’!以后谁再敢随便扣帽子、打棍子,先过我这关!”
这话一出,会场瞬间爆发出一阵笑声,不少人笑着笑着,眼角就泛起了泪光——这笑声里,有委屈,有释然,更有压抑多年终于能松口气的轻松。
“第二座山,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高庆狮等笑声平息,又竖起第二根手指,举了个实打实的例子,“咱们中科院的王总工,一个人带着三个攻坚组,白天泡在实验室,晚上就在办公室打地铺。他爱人临盆那天,医院都来电话催了,他还在算数据,说‘这个公式不验证完,心里不踏实’。像这样的骨干,身边是不是该配两个得力助手?总不能让他们把自己熬垮吧!”
话音落下,会场里安静了不少,不少人的眼圈悄悄红了。谁都知道,过去这些年,科研人手缺得厉害,一个人顶三个人用是常事,多少人都是抱着“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念头,拼命透支自己的身体。
“第三座山,是绕不开的现实困境!”高庆狮摊开手掌,掌心的纹路像本翻旧了的借书证,满是沧桑,“多少珍贵的文献资料,要么被烧了,要么被封在仓库里,想看一眼都难如登天!有位搞化学的同志,为了查一篇五十年代的国外论文,跑了七个图书馆,最后在废品站里找到半本残缺的合订本,抱着那几页纸,在寒风里哭了半天!”
他声音又低了些,带着点哽咽:“还有不少骨干,因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单位没法解决,最后只能含泪离开科研岗位。有位搞航天的工程师,妻子在外地当老师,孩子都五岁了,一家人加起来相处的时间还不到半年。你说,家都安不下,心怎么能定下来搞研究?”
座谈会从头到尾,这位可爱的老人都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遇到关键问题,还会及时回应。听到高庆狮说科研设备被毁严重,不少仪器连修的零件都找不到,他立刻放下笔,语气果断:“高校和研究所的设备,该修的马上修,修不好的就换!要是国内技术跟不上,必要的时候,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也可以!钱和资源,优先往这方面倾斜!”
后来有人提到“人才错配”——学物理的去管仓库,搞数学的去当文书,专业完全不对口,这位可爱的老人皱着眉听完,当场表态:“要派人深入调查,把全国的科技人才都摸个底!坚决杜绝‘用非所长’,一定要让每个人都能‘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不能让好苗子被埋没了!”
聊到提高师资水平时,这位可爱的老人手指在桌沿轻轻敲着,提出了关键问题:“现在教学内容要调整,老教材要更新,可教师的水平跟不上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琢磨琢磨,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最后说到教育改革,这位可爱的老人伸出两根手指,目光炯炯地扫过全场:“重点学校要办,而且要办好,集中资源培养拔尖人才!但也不能只盯着重点,非重点学校同样能出人才——这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了哪条都不行!只有两条腿走路,教育才能跑得快、走得稳!”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师资不够?可以让重点中学优先向重点大学输送好苗子,毕业后回中学当老师;教师自己也要主动进步,多学新知识。还有海外的优秀人才,只要愿意回来为国家做贡献,咱们就千方百计把人请回来,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
时间转眼到了1977年初秋,北京饭店的会议室里,晨光透过窗棂洒进来,窗台上的露珠还没完全蒸发,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前两日会场里那种凝固的拘谨,终于被第三天热烈的讨论慢慢融化了。
十年动荡留下的阴影还在,知识分子们大多心有余悸,说话做事都带着点小心翼翼。可这两天这位可爱的老人雷厉风行的表态,像一道破云而出的曙光,让大家渐渐看到了希望。讨论越来越深入,话题也慢慢聚焦到教育领域最核心、最亟待解决的几个难题上。
“咔嚓!”一声轻微的脆响突然在会场响起,格外清晰——是教育部的吴健中猛地站起来时,口袋里的钢笔滑落到地上,笔帽摔开,笔尖在地板上磕出了一道小印子。他没顾上捡笔,声音带着压抑已久的急切:“教育战线过去那些年的工作,到底该怎么看?!是不是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全是‘黑线’?”
这个压在无数教育工作者心底的巨大问号,像一把沉默了多年的利刃,终于刺破了会场的冰面。瞬间,全场都炸了锅,压抑太久的疑问和委屈汹涌而出,再也挡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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