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大朝之后三日，京城风声未歇。
陆明远那一纸奏疏像块烧红的铁，砸进尚算温热的雪地里，滋啦作响。
他联合六名老儒上书，言辞激烈，请废“孩童共书永不开禁”之事，称“国典神圣，岂容儿戏涂鸦入史廊”。
礼部几位侍郎虽未公开附议，却在私下传话，说太学风气已乱，若再纵容庶民口述入史，百年之后，国将无信史。
消息传到王府时，苏锦黎正坐在檐下晒太阳。
她手里捏着一封刚拆的密函，是柳知秋从安国公府带出来的——陆明远昨夜写了三稿奏章，前两稿被他自己撕了，第三稿墨迹未干就派人送往礼部。
他的书房灯亮了一整夜。
“他倒真是一片赤诚。”苏锦黎轻笑，指尖拂过纸面，“可惜忠错了地方。”
她没动怒，也没召见裴文昭商议对策，反而唤来柳知秋：“去查那日参与‘共书’的百名孩童，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家世都整理出来，尤其查祖辈是否曾涉‘灯变案’。”
柳知秋一怔：“您怀疑……”
“不是怀疑。”苏锦黎目光沉静，“我是知道。”
三日后，名单送至案前。
一百零三人中，竟有三十七人父祖曾因“灯变案”流徙边地。
他们不是权贵之后，也不是世家门生，而是靠着科举翻身的匠户子弟、屯田遗孤。
有人的父亲死在戍所，尸骨未归；有人的母亲沿街乞讨供子读书，只为一句“别让人忘了那夜的火”。
苏锦黎提笔圈出几个名字，递给裴文昭。
“把这些孩子的家书、遗物，能找出来的都找来。”她说，“我要在太学办一场展览——叫‘拾遗家书展’。”
裴文昭看着名单，神色渐凝：“您是要用血缘说话？”
“不。”她摇头，“我要用事实凿穿谎言。他们不是涂鸦，他们是被抹去的人终于开口。”
太学东廊临时辟出展区，灰布诏片、残破信笺、手抄灯诗一一陈列。
有些字迹被水浸过，有些边缘焦黑，显然是从火里抢出来的。
最中央展台放着一只陶铃，裂了缝，内壁刻着一行小字：“父亡于戌时三刻，铃响则吾族不灭。”
展览开放当日，观者如堵。
士子们原本抱着讥讽心态而来，想看朝廷如何拿孩童游戏当正经事。
可当一名八岁幼童站在台上，用稚嫩声音朗读亡父遗言时，全场静得连风都停了：
“若后人记得火未灭，我死亦无憾。”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根针，扎进每个人心里。
有人低头看着自己袖中尚未递出的弹劾稿，忽然抬手，一点一点，将它撕成碎片，撒在风里。
与此同时，萧澈也动了。
他察觉赵砚之近来频繁出入宗室府邸，又通过内线得知，对方正密谋借皇太后寿辰之机，提议“重定史官规制”，意图彻底剥夺民间口述史料的合法性。
一旦得逞，所有拾遗亭、陶铃记事都将沦为非法。
他不动声色，反其道而行。
腊月初七，天未亮，他便带着李崇山之子李承武，前往早已废弃的羽林营旧址祭奠阵亡哨卒。
随行只带几名亲卫，香烛简朴，礼节却极尽庄重。
他在每一块无名碑前焚纸酹酒，默念生年不详、卒于某年某月某日。
临走时，一名随从“不慎”遗落一只油布包裹。
半个时辰后，这份《贞元年间边防调度密档》残卷，便经由宗室眼线之手，呈到了太后宫中。
次日清晨，太后召见萧澈。
“你说这档子虚乌有？”她将残卷拍在案上，目光锐利如刀。
萧澈垂首：“属实。”
太后一震。
“但儿臣核查发现，当年虚报名额所得银两，并未落入私囊。”他缓缓抬头，“全数用于铸造陶铃，分发至北境三十哨点，每户百姓皆持一铃，遇警则击。正是这些‘虚兵’，在灯变那夜，传出了第一道求救信号。”
殿内寂静。
太后久久不语，最终长叹：“你们……早把死局走活了。”
同一时间，沈砚舟已在京畿十三县巡回开庭。
刑部压下《民录参证条例》，他便绕过衙门，在各县大堂外设临时审席，专听“记忆作证”。
每场庭审必邀当地长者讲述十年前“灯变”前后见闻，书记官现场刻录于陶片，当场封存。
昌平那一日，一位盲眼老妪拄杖登台。
她手指沿着陶碑纹路缓缓移动，忽然停下，背出一段早已失传的户部批文编号：“贞元十七年冬，拨银三千两，购炭十万斤，付幽州巡防使李崇山，用途：寒夜值守。”
沈砚舟当即命人调档核对。
一刻钟后，差役气喘吁吁奔来：“回大人，原件尚存，编号一致，一字不差！”
人群哗然。
自那日起，百姓争相前来“说记忆”。
有人讲那夜火光映红半座城，有人说曾听见宫墙内有女子呼救却被捂住嘴……刑部起初封锁消息，后来发现舆情如潮，不得不松口，称“民声汹涌，难再无视”。
这一夜，王府书房灯火通明。
苏锦黎翻阅着各地送来的陶片拓本，忽听窗外风动，檐铃轻响。
她抬头望去，见一片雪花落在琉璃泡上，转瞬融化。
柳知秋推门进来，低声禀报：“谢姑娘今早在城南茶肆听了一场盲女说书，回来后一直伏案写东西，谁也不见。”
苏锦黎没问她在写什么。
她只是轻轻合上手中册子，望向窗外沉沉夜色。
有些声音，一旦被唤醒，就再也不会被沉默。
谢云澜那夜写下的，是一曲新谱。
她将盲女说书的词句拆解重组，按音律填入古调，三日不出门，只焚香净手，一遍遍试琴。
琴弦微颤，如雨滴石阶，似火落雪地——不是宫中雅乐那般工整清贵，而是带着市井烟火里的颤抖与不甘。
她把这曲子命名为《拾遗吟》。
初春的风还冷，她却已动了大主意。
“天下不止一个拾遗亭。”她在王府后园见苏锦黎时这样说，“若记忆能传声，为何不能处处有耳？”
苏锦黎正在看岭南来的一份手札，闻言抬眼：“你想做什么？”
“百亭计划。”谢云澜眸光清亮，“在每一县设一座拾遗亭，由当地太学生或乡学子弟主持，每月收集口述、遗物、残简，汇总上报修史院。不靠官衙，不倚权门，只凭民间自觉。”
苏锦黎沉默片刻，指尖轻叩案角。
这不是政令，也不是奏疏，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扎根。
朝廷可以封嘴，却封不住千百个角落里悄然立起的木架；礼法可以禁言，但挡不了百姓想说话的心。
“礼部不会答应。”她淡淡道。
“我知道。”谢云澜笑了，“但他们若真要拦，就得先解释——为什么连一只铃都不能响？”
首批三十亭落成那日，礼部果然发难。
一纸公文飞至各地州府，称“琉璃铃非礼制所载，庶民私悬，有僭越之嫌”，责令拆除。
无人回应。
七日后子夜，春寒料峭，细雨如丝。
全国三十余座拾遗亭同步举行“无声祭”。
没有钟鼓，没有诵读，只有人们手持无铃的木架，静立雨中。
孩童依偎在父母身侧，老者拄杖低头，学子们衣衫尽湿，却不肯离去。
京城报馆派人暗访，连夜绘图刊发，《京华时报》头版登出一幅素描：数十人伫立雨中，手中空架指向苍天，配文仅八字——
他们不说，但我们听见了。
坊间震动。
三日后，皇帝未发一诏，也未召见任何人，但内廷传出话来：各地拾遗亭可正式挂牌，原禁令“暂缓施行”。
谁都知道，这是默许。
而真正让旧势力心惊的是后续——岭南拾遗亭传来消息，一位老渔夫冒雨送来半块烧焦竹简，边缘卷曲，字迹斑驳，却是先帝亲笔批语：
“太子不堪继统，惟七郎性似朕少年时。”
苏锦黎收到拓本时，窗外正飘着融雪后的第一缕阳光。
她盯着那行字良久，未语，未惊，甚至没有召见萧澈。
她只是命人备轿，秘密召裴文昭与谢云澜入府密议。
裴文昭见字色变：“此语若现于朝堂，必引滔天风波。赵砚之等人只需一句‘动摇国本’，便可借机清洗新政诸臣。”
谢云澜却轻轻拨动琴弦，一声轻响划破寂静：“可如果我们压下它呢？那我们和当年焚书的人，又有什么不同？”
室内沉寂如渊。
苏锦黎最终提笔，在副本末尾添了一行小字：
“此语存疑，然其所出之地，乃当年焚书吏后人家中——或许，真相从来不怕火。”
当夜，她亲自监督，将原件封入特制陶匣，匣外包铅，再以火泥密封，埋入新修史院的地基之下。
碑石立起，刻字朴素：
待启之时，当由百民共监。
风穿檐铃，轻响如诉。
仿佛历史正从地下生根，悄悄顶开冻土，等待破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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