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山雾尚未完全散去，如同我心头那挥之不去的沉重。婉拒了老陈和刘富贵形式上的送别，我独自背着行囊，踏上了返回清河县城的路。那份沉甸甸的报告，就稳妥地放在我贴身的公文包里，仿佛一块灼热的炭，熨烫着我的胸膛。
离村子渐远，周遭重新被山野的寂静包围。我没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找了一块溪边相对干净的大石头坐下，迫不及待地再次翻开了我那本厚厚的调研笔记。我需要用这些最原始、最鲜活的记录，来再次确认我报告中的每一个字，也再次坚定我内心的选择。
晨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泛黄的纸页上。与昨夜撰写报告时的激愤不同，此刻静下心来重读，那些潦草的字迹仿佛拥有了更强大的冲击力。
我翻到记录老陈“账本”的那几页：
“壬申年三月初七，卖肥猪一头……净落……？”那个巨大的问号，此刻看来，像一声无声的呐喊，质问着这世间的不公。
“抵账化肥两袋（结块），种子一袋（不出）。”旁边那个哭丧脸的娃娃简笔画，让我的心又一次揪紧。
“二娃子考上县中……借王老五家一百，利息三分……卖口粮玉米三百斤……要不，让娃别念了？”那被反复涂抹的字迹，是一个家庭在现实重压下，关于希望与生存的残酷抉择。
这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这是一个个家庭被碾碎的生计和梦想。
我又翻到记录“摊派”的页面：
“灭鼠费（一人五块，老鼠都不来）”
“道路集资（石子路，雨后更泥泞）”
“自愿捐款（修庙、唱戏、领导视察摆花盆）”
“保险（年年交，从未赔）”
每一个荒诞的名目后面，都对应着老耿头、狗蛋爹他们那张充满愤懑却又无奈的脸。这些巧立名目的收费，像一条条无形的吸管，贪婪地汲取着农民们本就微薄的血汗。
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记录村西头那户祖孙人家的寥寥几行字上：
“祖孙二人，土房三间，屋顶塌半。”
“子媳南下打工，失联。”
“早饭：红薯粥，稀，可见碗底。”
“赠馒头咸菜，老人泪目。”
字迹因为当时的激动而有些歪斜。尤其是“红薯粥，稀，可见碗底”那句，旁边我下意识地画了几道重重的波浪线，仿佛想勾勒出那粥的稀薄，又仿佛是我内心波澜的映射。
合上笔记，我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山间清冷的空气。笔记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滴凝固的血泪，记录着底层民众的艰辛、无奈与坚韧。它们比任何宏大的理论、任何漂亮的口号，都更有力量。
这份力量，沉重得让我几乎无法呼吸，却也清晰地指明了我该前进的方向。
我知道，我即将递交的，不仅仅是一份报告。我递交的是老陈那本藏在炕洞里的“账本”，是废砖窑里那些村民压抑的倾诉，是那碗照得见人影的红薯粥，是这笔记里所承载的、千千万万沉默者的血泪与期盼。
可能会有人说我年轻气盛，不识时务；可能会有人说我小题大做，影响“稳定”；甚至可能会有人因此对我产生不满，给我今后的道路设置障碍。
这些，在昨夜无眠的思考中，我都已经反复掂量过了。
但是，当我再次触摸这笔记粗糙的纸页，仿佛就能触摸到山坳村那片土地的温度，感受到那些乡亲们期待的目光。我想起老陈最后送我出门时，那欲言又止、最终化为一声沉重叹息的表情；想起石头偷偷塞给我纸条时，那双乌溜溜眼睛里闪烁的、属于孩子的最纯粹的信任。
我不能辜负这份沉重，也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为民请命”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需要莫大的勇气，甚至可能要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但此刻，坐在这青山绿水之间，抚摸着这本浸透了“血泪”的笔记，我心中那份因未知前途而产生的些许彷徨，渐渐被一种更为坚定的东西所取代。
那是良知，是责任，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穿着这身干部服装的人，无法回避的担当。
我将笔记小心翼翼地收好，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前方的山路依然崎岖，但我的脚步却比来时更加沉稳、有力。
我知道，回到省城，等待我的将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这本笔记，和那份据此写就的报告，就是我唯一的，也是最有力的武器。
山风掠过，林涛阵阵，像是在为我送行，又像是在为我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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