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扬起的尘土像一条黄龙，拖在车后，久久不散。我靠在有些破旧的车窗边，看着窗外飞逝的、略显萧索的田野和山峦，心情与来时已大不相同。
来清河县之前，我怀揣的是一颗近乎朝圣的、准备发现“绝对真实”的心，带着政策研究室笔杆子的清高和几分不切实际的浪漫。如今离去，行囊里装满了沉甸甸的一手资料，笔记本上记录着鲜活却沉重的民声，心里更是塞满了复杂的、难以言喻的情绪。
老支书沟壑纵横却目光坚定的脸，张大柱们提到摊派时那无奈又隐含期盼的眼神，孩子们在漏风教室里冻得通红的小手……这些画面在我脑海里交替浮现，如此清晰，挥之不去。
“林干部，路上颠，您坐稳点。”坐在副驾的县里派来送我的通讯员小刘回头提醒道。
我回过神来，对他笑了笑：“没事，这路，坐惯了反而觉得踏实。”
是啊，踏实。这种颠簸感，比省政府办公楼里光滑如镜的水磨石地面，更接近这片土地的真实脉搏。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面放着那份刚刚整理完毕、墨迹才干的调查报告初稿。纸张的触感透过布料传来，带着一种灼人的温度。
司机老王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技术极好，在坑洼路面也能尽量保持车身的相对平稳。小刘则年轻些，似乎想找点话题打破沉闷。
“林干部，您这次下去跑了这么多地方，真是辛苦了。我们这穷乡僻壤，没啥好招待的。”
“可别这么说，”我摆摆手，语气诚恳，“你们招待得很好。而且，我学到的东西，比在办公室里看十份文件都多，都真。”
这话发自肺腑。我想起在政策研究室里，我们常常围绕着一些数据和术语争论不休，试图勾勒出宏大的蓝图。然而，蓝图之下的地基是否坚实，生活在蓝图里的普通人感受如何，我们却知之甚少。这次调研，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那扇被数据和汇报遮蔽的真实之门。
车里的收音机信号断断续续，偶尔能听到几句关于“深化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社论，声音在电流的杂音中显得遥远而模糊。这与我在清河县看到的，为了几十块钱学费而发愁的家庭，为了完成摊派任务而愁眉不展的村干部，仿佛存在于两个世界。
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在我胸中涌动。我要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不为别的，只为那份沉甸甸的信任——老支书在村口握着我的手说“林干部，咱们这的情况，您可得往上头好好说道说道”时，那眼神里的嘱托。
但同时，一丝隐忧也像车窗缝隙里钻进来的冷风，悄无声息地潜入心底。我想起离开前，县里一位相熟的办公室副主任私下委婉的提醒：“致远啊，你这份报告，数据很扎实，情况也很真实……不过，有些话，可能说得太直白了点。‘农民负担’这个词，现在上面不太爱听，觉得敏感，容易影响‘稳定’大局。”
当时我只是笑笑，没有反驳。我知道他是好意。在机关里待了这段时间，我并非完全不懂那些无形的规则。报喜不报忧，说话留三分，这些都是默认的生存智慧。
可是，如果连真实情况都不敢反映，我们制定政策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果为了表面的“稳定”，而忽视底层正在积累的矛盾，那岂不是真正的隐患？
这两种声音在我脑子里打架，让归途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重。
吉普车终于驶上了平坦的柏油路，颠簸感骤然消失，车身变得异常平稳。视野开阔起来，远处，省城轮廓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下隐约可见。高楼开始出现，车流逐渐增多，熟悉的城市气息扑面而来。
我又回到了这个决策的中心，这个话语权争夺的战场。
小刘看着窗外，感叹道：“还是省城气派啊！”
我没有接话。看着那日益繁华的街景，我却莫名地想起了清河县夜晚那稀疏却温暖的灯火。这里的繁华，与那里的困顿，都是这个时代真实的切片。而我，刚刚从另一个切片归来。
车子驶入市区，速度慢了下来。红灯前，旁边一辆崭新的桑塔纳里，穿着时髦的年轻人随着车载录音机的音乐轻轻摇摆。街边广告牌上，充斥着“致富光荣”、“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
一切都在宣告着一个激流勇进的时代来临。
而我包里那份关于“农民负担”的报告，此刻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却又如此必要。
我深吸了一口气，将那份纷杂的思绪暂时压下。我知道，回到政策研究室，等待我的将不是鲜花和掌声。这份报告一旦递交，可能会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或者说伪装平静）的湖面，激起怎样的涟漪，甚至浪涛，我无法预料。
但，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有些真话，总得有人去说。
“师傅，麻烦在前面的报刊亭停一下，”我开口道，“我买几份最近的报纸。”
我需要尽快重新接上省城的“频道”，了解这段时间里，上面的风向又有了哪些微妙的变化。战斗，或许在我踏回办公室的那一刻，就要开始了。而知己知彼，是最基本的前提。
吉普车稳稳停在路边。我推开车门，一脚踏入了省城喧嚣的声浪与流动的繁华之中。身后的清河县，仿佛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背景音，但那份沉重与真实，已深深烙在我的心上，并将指引我下一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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