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坏的选择”这一命题，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在天幕上激起了更为广泛和激烈的讨论浪潮。无数后世网友的评论如流星般划过，将大明制度的深层困境剖析得愈发血肉分明。
【军事史观察者】：“附议‘最不坏’理论！尤其体现在军权上。明武宗（正德皇帝）想亲自掌握军队，结果如何？他建立的‘镇国公府’、‘威武团练营’成了笑话，他一旦早死，这套系统立刻崩溃。如果真让君主长期直接掌控精锐边军，想想汉末的州牧、唐中的藩镇！一旦下一代皇帝能力不足或年幼，军权会落到谁手里？权臣？外戚？更大概率是——太监监军！汉唐宦官废立皇帝的惨剧必将重演！相比之下，让军权在文官督抚体系（尽管他们打仗可能外行）和武将（受到文官节制）之间形成某种平衡和牵制，虽然可能效率低下，但至少避免了军事力量沦为个人或阉党篡权的工具。对大明朝廷而言，防止内部军事政变，优先级远高于应对外部威胁！”
【制度结构分析师】：“没错，文官集团根本不可能取代皇帝。他们内部的地域分野（浙党、楚党、齐党、东林党等）、学术分歧、利益诉求完全不同，天生就是分裂和相互制约的。他们需要皇权作为一个最终的仲裁者和象征性的凝聚核心。文官们争的是‘权’，是话语权和政治利益，而不是‘位’，不是皇位本身。这种内部分裂的特性，决定了文官政治对皇权而言，是‘安全’的。”
【历史案例派】：“看看严嵩和张居正就知道了。严嵩权势够大吧？但徐阶就能在下面隐忍布局，最终扳倒他。张居正改革够强力吧？但他一死，反扑的力量来自哪里？主要就是文官集团内部被他压制、触怒的其他派系。皇帝（或太后）只需要顺势而为，甚至无需亲自下场，就能完成权力的重新洗牌。这种内部消耗虽然牺牲了效率，但保证了没有任何一个文官权臣能够长期架空皇权。”
【权力生态学家】：“对比一下其他集团：外戚可能依靠皇后太后形成紧密家族势力；勋贵可能依靠联姻和军功形成利益共同体；宦官更是以皇帝家奴身份形成内廷死党。只有文官，来源广泛，理念各异，相互倾轧是常态。皇帝要做的，不是消灭党争（也不可能），而是当好裁判，防止任何一派彻底压倒另一方，维持这种动态的平衡。这就是文官政治下，皇权最高明的驭下之道。”
【危机倒逼论者】：“但是！@军事史观察者 和 @制度结构分析师，你们的‘安全’是建立在没有强大外敌的假设上的！当一个王朝面临小规模边患时，这套低效但稳定的文官体系或许还能应付。可一旦出现像后金（清）这样组织严密、军事强悍的外部压力呢？文官们的扯皮、推诿、党争，将领们受到的层层掣肘、粮饷不继，就会成为致命的弱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可不会等你们吵完架、平衡好内部关系再来打仗！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最安全’的文官制度，反而变成了‘最危险’的枷锁！”
【优先级困境者】：“这就引出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对大明而言，到底是内政稳定重要，还是国防安全重要？ 优先保证内政，就要维持这套低效但能防止内部颠覆的文官制衡体系，但这可能让军队变得僵化无力；优先国防，就可能需要赋予武将或特定文官（如袁崇焕）更大的专断之权，简化流程，但这又必然破坏内部的权力平衡，滋生跋扈军阀或权臣，威胁皇权和社会稳定。这简直是一个‘要命’的选择题，选哪边都可能致命！”
朱及第看着这些愈发深入的争论，面色凝重。
“兄弟们，争论的焦点，现在集中在了‘安全’的定义上。”他总结道，“一部分网友认为，文官政治确保了帝国内部的‘政治安全’，防止了军事寡头或阉宦之祸，这是王朝延续的基石。而另一部分网友则尖锐地指出，这种内部的‘安全’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当遭遇足够强大的外部冲击时，这种低效的体系会迅速崩溃，导致‘国家安全’的彻底丧失。”
“这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堡垒，”朱及第打了个比方，“堡垒的设计者为了防止守卫队长叛变，给队长戴上了重重枷锁，让他行动迟缓，命令传递需要层层审批。平时防住了内贼，大家觉得这套制度‘安全’。可当强大的外敌兵临城下时，戴着枷锁的队长根本无法有效指挥，堡垒的陷落也就成了必然。大明，似乎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这番关于“内忧”与“外患”孰轻孰重的激烈辩论，让奉天殿前的洪武君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朱元璋的眉头紧紧锁在一起。他既是帝国的开创者，也是制度的设计者。他深知内部权力失衡的可怕，因此废宰相，严惩贪官，防范女宠、外戚、宦官。但他同样是在马背上得的天下，太清楚一个高效、有力的军事指挥系统对于国防的重要性！
“难道……咱设计的这些规矩，将来会捆住军队的手脚？”一个让他不安的念头升起。他本能地倾向于优先解决内部问题，认为“窝里斗”比外敌更致命。但网友关于强大外敌的假设，又让他无法忽视。
“父皇，”朱标忍不住开口，脸上带着忧虑，“若依此论，为君者岂非时时处于两难之地？内政与边防，如同水火，难以兼顾？”
朱元璋沉默片刻，沉声道：“标儿，为君者，就是要在这两难中找出一条路来！既要防家贼，也要御外侮！或许……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以及……培养出既能忠心体国，又能征善战的文武全才！”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难也。
朱棣的眼中则燃烧着一种混合着野心和自信的光芒。他常年接触北方军务，对边防的重要性体会更深。“若由我来掌控，”他心中暗道，“必当以强军为先！内政文官，只需为我提供粮饷，安顿后方即可，岂容他们掣肘军事！” 他已经隐隐站在了“优先国防”的一边。
下方的文官们，如宋濂、刘三吾等，则更倾向于“内部安全优先”论。
“宋公，”刘三吾低语，“看来后世亦知，江山稳固，首在内部纲纪。若内部崩坏，纵有强兵，亦不过为他人做嫁衣耳。”
宋濂点头：“然也。边防固然重要，然制度之本，不可动摇。只是……这‘度’确实难以把握。若文官过于掣肘边事，亦非国家之福啊。” 连他们也意识到了其中的矛盾。
朱及第最后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无力感：“网友们争论的这个问题，或许本身就没有完美的答案。‘最不坏的选择’在承平时期可能是有效的，但它的‘坏处’——低效、内耗、反应迟缓——在王朝面临极限压力时，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明最终在内忧（流寇）与外患（后金）的双重打击下轰然倒塌，正是这个致命选择题的残酷体现。”
“优先内政，可能亡于外敌；优先国防，可能亡于内乱。这仿佛是悬挂在所有依赖传统文官官僚体系的大型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破解这个死结？或许，已经超出了传统帝制框架所能解答的范畴。”
天幕在沉重的氛围中缓缓暗下。留给洪武君臣的，不再仅仅是某个臣子的忠奸成败，而是关乎帝国根本制度设计的、一个无比尖锐却又似乎无解的战略困境。这个夜晚，注定有许多人难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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