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局长拿起一份取款回执，看了看时间“23:15”，又对照项目车辆出行记录，点头道：“时间线吻合，资金来源清晰，处置也符合‘人身安全优先’的原则，确实是项目经理的职责范围内的紧急决策。”
他当即拿起电话，让法制科按罗明的叙述，补充《紧急支出确认函》的细节：“明确标注‘罗明同志作为常青花园项目经理，为履行职工安全保障职责，于 1995年腊月二十三至二十四，紧急垫付现金 10万元用于解救被敲诈职工李志远，该支出系项目应急处置必要开支’。”
上午十一点，盖着“区公安分局法制科”红章的《紧急支出确认函》交到罗明手中。走出分局时，张波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刚才的叙述完全站在项目经理的角度，有依据、有细节、有佐证，审计那边肯定能通过。下午报材料时，再把《项目应急处置日志》附上，就更完整了。”
罗明握着函件，心里踏实了——他不是在为自己辩解，而是在还原一个项目经理的职责选择：“只要能证明处置合规，不给项目、不给公司添麻烦，就够了。”
正月初十的晨光刚漫过常青花园工地的塔吊，罗明就攥着手机站在材料库旁——张波的电话来得比平时早，背景里混着总部工会办公室的打印机声，语气透着国企办事特有的严谨：“明子，豹三案的赃款追回来 6万，你之前垫付的 10万，按公司《员工垫付款管理办法》走报销流程；另外，受事件影响的工人，要按‘集体应急慰问’走流程，不能单独给某个人特殊对待，得在制度框架内统一安排，这是国企的规矩，不能破。”
罗明赶紧掏出笔记本，笔尖在“垫款报销”和“集体慰问”上分别画圈：“张总，垫付款报销需要准备哪些材料？集体慰问的范围和标准怎么定？”
“垫款报销要附三样核心材料：一是你当时的支出凭证（哪怕是手写的，得注明用途、时间、在场见证人），二是公安分局出具的《案件关联支出证明》，证明这笔钱是用于解救员工、稳定项目，三是项目党委出具的《垫付款必要性说明》，引用《华建集团应急资金管理办法》第三条‘为保障员工人身安全、避免项目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临时支出，可由员工先行垫付，后按制度报销’。”
张波顿了顿，又补充，“集体慰问要走工会渠道，范围包括李志远和 12名因事件耽误返程的工人，标准得按《工会集体福利管理细则》来——直接涉事的员工（李志远）可按‘重大困难慰问’，上限 5000元；其他受影响员工按‘一般困难慰问’，每人 2000元，总额不能超工会年度慰问预算，你先让项目工会委员核一下额度。”
挂了电话，罗明第一时间找到项目党委书记刘志军——国企办事，党委审核是第一道关。两人挤在项目部板房的炭火旁，刘志军翻出公司制度汇编，手指在泛黄的纸页上划着：“《垫付款管理办法》里明确了，单笔超 5万的垫款，需要总部财务部、审计部双审；《工会福利细则》里写着，集体慰问必须公示 3天，且名单要经工会委员签字确认，不能有遗漏也不能有私加。”
两人先梳理“垫款报销”材料清单：一是罗明手写的《垫付款支出说明》，详细记录 12月 28日晚在金太阳门口的支出金额、在场见证人（当时跟着去的钢筋班班长老李），并按要求签字按手印；二是公安分局出具的《案件支出关联证明》，上面盖着“区公安分局法制科”的红章，注明“该笔 10万元支出系用于解救华建集团员工李志远，避免事件扩大”；三是项目党委出具的《垫付款必要性复核意见》，引用公司制度条款，盖着“华建集团常青花园项目党委”的公章；四是老李的书面证言，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时确有这笔支出。
“光这些还不够。”刘志军翻到《垫付款管理办法》第四章，“得附‘支出合理性说明’，比如为什么当时没走应急资金——要写‘事发紧急（晚 8点后，总部审批通道关闭），为避免员工人身安全受进一步威胁，按《应急资金管理办法》第七条‘紧急情况下可由项目负责人先行垫付’的条款执行’，这样才能堵住总部审计的疑问。”
罗明点头，当即伏案补写说明，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炭火的噼啪声，在板房里格外清晰。上午 11点，垫款报销材料整理完毕，刘志军逐页审核后，在《党委审核意见表》上写下“情况属实，符合公司制度，同意上报”，并盖了项目党委的公章。
接下来是“集体慰问”流程。刘志军调出项目工会的《年度慰问预算表》，指着“应急慰问”栏的“8万元”额度：“去年没动过应急慰问预算，这次用 6.5万（李志远 5000元+ 12人x5000元？不对，张总说其他是 2000元）——哦，张总说其他是 2000元，那总额是 5000+12x2000=2.9万元，在预算内，没问题。”
两人又一起拟《集体应急慰问方案》，明确“慰问对象：13名受豹三事件影响人员（李志远：直接涉事，经济损失较大；12名工人：因事件导致工地临时停工，返程车票改签产生额外费用）；慰问标准：依据《工会集体福利管理细则》第 15条，重大困难慰问 5000元\/人，一般困难慰问 2000元\/人；资金来源：项目工会年度应急慰问预算；公示时间：2月 12日- 14日（正月初十至十二）；支付方式：由总部工会统一转入工人银行卡，不发现金”。
方案拟好后，刘志军联系了 12名工人，逐一核对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又让李志远补了《困难情况说明》（需注明“因遭遇外部人员滋扰，产生误工及经济损失”，避免提及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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