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天目山根据地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中喘息，寒风卷过阵地，带着硝烟与血腥的气息。昨日击退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胜利，并未带来丝毫松懈，反而让指挥部更加警惕。宋希濂收到的关于武汉会战吃紧的电文，如同沉重的枷锁，加深了天目山坚守的战略意义。而“戚七”传来的关于日军可能实施政治诱降的警示，更如同隐藏在胜利光环下的毒刺，预示着斗争形式的深刻变化。
师部岩洞内，气氛比应对军事进攻时更加复杂。参会者除了宋希濂、周明远、李慕华、徐锐等核心成员，还特意召见了负责宣传和民运工作的干事，以及几位思想过硬、在士兵中颇有威望的营连级教导员。
宋希濂首先开口，语气沉重：“同志们，鬼子明刀明枪的进攻，我们暂时顶住了。但更阴险的刀子，可能已经从背后递过来了。‘戚七’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吃了硬碰硬的亏，很可能要玩‘以华制华’、政治诱降的把戏。这一手，分化瓦解，攻心为上，比枪炮更难防！”
周明远神色严肃地补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持续的血战、艰苦的环境、看不到尽头的牺牲，确实会让极少数意志不坚定者产生动摇。鬼子就是看准了这一点。他们可能利用伪军、汉奸组织，甚至策反我们内部的动摇分子，散布悲观情绪，许以高官厚禄，诱使变节。甚至可能伪造证据，污蔑我高级军官，制造内部猜疑！”
李慕华分析情报：“综合近期零星信息，日军特高课和伪‘和平救国军’的人员在周边活动频繁，其电台信号也出现新的变化，似乎在尝试与某些特定频率接触。虽然尚未发现确凿证据，但迹象值得高度警惕。”
一位教导员发言：“师座，政委，我们有些新兵，家里在敌占区，难免挂念亲人，容易被敌人利用亲情做文章。还有些俘虏过来的原伪军士兵，思想改造尚不彻底，也是薄弱环节。”
宣传干事建议：“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抢占舆论阵地。一是加强正面教育，反复宣讲抗战必胜的道理，揭露鬼子诱降的阴谋和汉奸的可耻下场；二是丰富文化生活，组织唱抗战歌曲、演活报剧，鼓舞士气；三是关心官兵生活，尽量解决实际困难，让战士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徐锐从保卫角度提出：“我建议立即对全军人员，特别是与新兵、俘虏成分较多的单位以及机要、后勤等关键岗位，进行一次秘密的、细致的政治审查和背景复核。对外通讯必须严格监控，发现异常联系，一查到底！”
众人经过深入讨论，最终由宋希濂拍板决策：
“鬼子想用‘软刀子’杀人，我们就给他把刀掰断！方针：强化教育，主动揭露，严格管控，内紧外松！”
具体部署：“一、思想防线： 周政委负责，立即在全军开展‘反诱降、反分化’专题教育活动。组织力量编写宣传材料，用具体事例揭露鬼子和汉奸的诱降骗局。各连队指导员、教导员要深入班排，谈心谈话，掌握思想动态，解决实际困难。”
“二、舆论斗争： 李参谋、宣传科，你们组织，利用我们的宣传渠道，主动发布消息，强调我部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可适当透露日军诱降阴谋，使其无法暗中进行。同时，加强对敌广播和传单投放，瓦解伪军士气。”
“三、内部纯洁： 徐科长负责，进行内部秘密排查，重点是有动摇倾向、复杂社会关系或近期行为异常的人员。要讲究方法，避免扩大化，但绝不能姑息。同时，加强对外通讯和人员往来的管控。”
“四、情报预警： 李参谋、徐科长，加强对日军特高课和伪军电台的监听破译，力争提前发现其诱降计划的具体内容和目标人物。”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但其凶险程度，不亚于枪林弹雨！”宋希濂强调，“各级主官必须高度重视，确保我们的队伍，像磐石一样坚定！”
命令下达，根据地里悄然展开了一场思想巩固战。各连队纷纷召开军人大会，指导员们慷慨陈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揭露日军诱降的阴谋和汉奸的悲惨下场。文化骨干教唱新编的《反投降小调》，士兵们在歌声中凝聚着斗志。政工干部们找思想有波动的战士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顾虑。
徐锐领导的内部排查也在谨慎进行。通过暗中观察、侧面了解、技术监控等方式，对重点人员进行了梳理，发现了几名近期情绪低落、或与外界有不明联系的官兵，进行了重点教育和监控，暂时未发现实质性叛变行为。
宋希濂沟通系统，针对这场特殊的“暗战”，进行了针对性兑换：
【兑换：“高级测谎仪（便携式，低精度）”x1台，“微型窃听器（短距）”x10套，“心理抗压与忠诚度强化手册（初级）”x100本，“反策反与识别技巧”培训资料x1套。】
【叮！兑换成功！物资与知识已合理化（解释为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审讯辅助设备和内部培训材料）。】
他将测谎仪和窃听器交由徐锐在关键排查中谨慎使用，将手册和培训资料下发给政工和保卫干部，提升其业务能力。系统的辅助，为这场暗战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
与此同时，日军“竹机关”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机关长影佐祯昭召见了伪“浙西和平救国军”司令胡保国，面授机宜。
“胡桑，”影佐皮笑肉不笑地说，“皇军军事进攻暂遇挫折，但征服支那，不光靠枪炮。你的‘和平救国军’，现在到了发挥作用的时候了。‘楔子’计划，由你负责执行！”
“请太君吩咐！卑职万死不辞！”胡保国点头哈腰。
“第一，宣传攻势： 立即印制大量传单、‘安全证’，派人秘密撒入天目山区域，内容要‘恳切’，宣扬‘皇军仁德’，许诺只要放下武器，即可保证安全，甚至加官进爵。重点 targeting（ targeting ) 那些军衔不高、处境艰难的军官和士兵。”
“第二，亲情策反： 调查天目山守军中，有哪些人的家属在皇军控制区。可以‘请’他们来‘做客’，然后让这些士兵收到家书，‘劝说’他们‘弃暗投明’。或者，直接找与这些士兵相识的乡绅、旧友去当说客。”
“第三，内部渗透： 从你的部队或皇军特工中，挑选机灵可靠之人，伪装成难民或溃兵，设法混入天目山，散布谣言，伺机策反，甚至制造暗杀、破坏。”
“第四，谣言中伤： 散播谣言，称宋希濂已与皇军秘密接触，准备用部下性命换取自身安全；或称其内部高级军官已有异心，制造猜疑。”
“你的，明白？”影佐冷冷地问。
“明白！明白！太君高招！卑职立刻去办！定叫天目山内乱丛生，不攻自破！”胡保国信誓旦旦。
傍晚，李慕华再次收到“戚七”通过绝密渠道传来的长文密信。信中详细透露了日军“楔子”计划的部分内容，包括其重点策反对象（主要针对中下层军官和家眷在敌占区的士兵）、可能使用的伪军特工信息（提供了几个可疑姓名和化名），以及其计划散播的谣言样本。
“戚七”还提及：国际社会对细菌战指控的关注度在缓慢上升，但欧美列强仍顾虑对日关系，官方表态暧昧。重庆方面压力巨大，武汉方向战局持续紧张，短期内难以给予天目山实质性支援。信末再次强调：“贵部当前唯有自力更生，坚壁清野，固守待变。慎防内溃，甚于外敌！”
这封信让宋希濂等人对敌人的阴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但也感受到了更沉重的孤立无援的压力。
果然，几天后，一些印有“和平救国”、“优待反正”字样的传单和“安全证”被风刮入前沿阵地，甚至有伪军便衣试图靠近哨兵喊话劝降。同时，在基层士兵中，开始流传一些诸如“师部长官准备谈判”、“某团长要拉队伍走”的谣言，虽然模糊，却隐隐搅动着人心。
徐锐的监控也取得了进展。通过技术手段和内线侦查，发现一名原为伪军俘虏后补入三团的士兵，近期行为鬼祟，曾偷偷收藏传单，并试图与连队里另外两名情绪低落的士兵窃窃私语。徐锐没有立即抓捕，而是加强监控，放长线钓大鱼。
同时，政工部门迅速行动，针对谣言进行了公开辟谣，并组织了“揭露汉奸诱降阴谋”的专题讨论会，让战士们自己发言批判，效果良好。
然而，真正的考验发生在一个傍晚。一名家在上海敌占区的侦察连老兵，突然收到一封辗转而来的家书，信中称其老母病重，被“好心人”送入日本医院救治，但医药费昂贵，暗示其若“迷途知返”，便可得到“皇军”资助，全家团圆。老兵读信后，情绪崩溃，痛哭流涕，最终却将信件上交了连指导员，怒吼：“鬼子想用我娘逼我当汉奸！做梦！我跟他们拼了！” 这件事被作为正面典型迅速宣传，极大鼓舞了士气，也暴露了日军的卑鄙手段。
针对敌人的渗透企图，宋希濂与周明远、李慕华商议后，决定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他们故意在一些可控渠道“泄露”假情报，夸大内部困难，制造个别军官“不满”的假象，引诱敌人特工上钩。
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内部团结工作。宋希濂和周明远亲自下到基层连队，与官兵同吃同住，嘘寒问暖，解决实际问题（如尽量帮助解决家属困难、改善伙食等），用实际行动粉碎谣言，彰显领导层的团结和抗战决心。
经过一系列努力，根据地内部不仅没有被敌人的“软刀子”割开，反而在斗争中变得更加团结和坚定，宛如一块铁板。
深夜，宋希濂正在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机要参谋匆匆送来一份紧急密电。电文来自武汉战区最高指挥部，内容简短却字字千钧：
“日军集重兵于江北，猛攻我田家镇、富池口要塞，武汉门户告急！你部虽处敌后，然牵制之功甚伟。望克服万难，持续积极出击，袭扰敌交通，钳制敌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之决战。切切！”
武汉会战的决战阶段，终于要来临了！天目山的敌后斗争，被赋予了更直接、更紧迫的战略使命！
宋希濂攥紧电文，走到地图前，目光投向武汉方向，久久不语。压力如山，但责任重于泰山。
他转身对值班参谋下令：“通知参谋长、政委，立即到指挥部！我们有新任务了！”
窗外，寒风呼啸，仿佛预示着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惨烈残酷的战斗，即将展开。天目山的坚守，即将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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