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临近春节，夏德昇惦念着大哥德麟，向连队申请了探亲假，回家探亲。
寒风卷起他军大衣的下摆，给肩上的红领章镀上了一层薄霜。
他想起临行前同乡战友大张拍着他的肩说：“德昇哥，回家替咱看看咱老家的雪。”
火车哐当哐当地晃了两天一夜，腊月廿九傍晚，德昇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军帽檐上的积雪尚未拍掉，就看见大哥德麟赶着马车等在车站外，远远的看见他，使劲地挥手。
“德昇！你可算回来了！”德麟的嗓门带着冻哑的粗粝，抢过他的军绿色挎包:“快上来，爹这阵子总念叨你，还得是部队的灶火养人，看你这腰板儿，挺得跟白杨树似的。”
暮色苍茫，德昇坐着大哥赶的马车进了村，一幢幢的土坯房错落有致，升起袅袅炊烟。
夏三爷听见马车的铃铛在冻土间的回响，扶着窗框往外看，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是德昇！穿军装回来喽！”
“爹，娘，我回来了！”德昇大步迈进了堂屋。
夏三爷挣扎着要下炕，被夏张氏按了回去，老太太用袖口擦着眼角，手指颤抖地摸着德昇肩上的红领章：“瘦了，也黑了……部队苦不？”
“不苦，也不累，”德昇抱住了夏张氏的双臂:“娘，你和爹还好吗？”
夏三爷激动地点头:“好，好，小雪军都出生三个月了，跟你小时候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炕上，红布襁褓里的雪军正吧嗒着嘴，好奇地看着他们。
德昇小心翼翼地抱起她，这是大哥德麟的第三个女孩儿，身上的百家衣针脚粗糙，却浆洗得干净。
德麟蹲在灶坑前添柴，嘿嘿笑着：“小丫头赶上好时候了，你嫂子生她那天，正好下第一场大雪。”
火光映着他黝黑的脸庞，和眼睛里的兴奋。忽然压低声音说:“对了，爹让你去看看桂珍二姐。”
德昇逗孩子的动作顿住了。
桂珍二姐是他童年记忆里最悲情的一抹亮色。
“唉，”德麟媳妇童秀云叹了口气:“桂珍二姐一个人带着孩子没法过。老吴头儿，就是武装部那个瘸腿的复员军人，托人说的亲。如今进了厂，在县城分了公房，也算有个依靠。”
桂珍带着儿子红利，一直住在童秀云的娘家童家窝棚。
红利的体质弱，三天两头生病，赤脚医生开的草药熬了一锅又一锅，孩子的小脸还是蜡黄蜡黄的。
有次红利半夜发烧，直说胡话，桂珍和秀云抱着孩子往盘山医院跑。
从童家窝棚到盘山医院不太远，路却不好走。深更半夜找不到马车，两个女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烂泥。
黑沉沉的夜路上，只有焦急的脚步声和孩子微弱的呻吟。路边的树影张牙舞爪，像要把人吞下去。
一路奔波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终于抵达医院。
秀云抱着孩子去找大夫，桂珍累得直挺挺倒在走廊的椅子上。
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穿着洗的发白的军装，叫醒了桂珍。“同志，这里睡觉容易着凉，要不你去观察室躺着吧。”
桂珍看着他穿着的军装放了心，迷迷糊糊的跟他进了观察室，爬上病床，倒头便睡。
秀云给孩子办好了住院手续，扎上了点滴，红利的烧退了，安稳的睡去。
忙完了，秀云才想起桂珍来。她把红利交待给护士，跑出来找桂珍。
观察室里，桂珍沉沉的睡在病床上。旁边的椅子里，坐着个男人在打盹。
秀云悄悄走过去，男人闻声醒了。指了指桂珍，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秀云明白了，点了点头，悄声告诉他红利的病房号，转身退了出来。
男人站起来送她，秀云惊奇的看见，他的走路姿势有点儿瘸。
她的心里一阵可惜。
桂珍从王家出来转眼已三年，虽然在秀云的娘家童家窝棚不用担惊受怕。可明显的，她的腰弯了，头发也白了大半，才四十来岁的人，看起来比村里五十岁的大婶还要苍老。
秀云看着心疼，背地里总叹气：“这娘俩，真是没个盼头了。”
转机出现在那年冬天。县武装部的老吴头儿托邻居王婶来说亲。
王婶揣着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搓着手走进秀云的娘家，桂珍和秀云正坐在炕桌前纳鞋底。红利和穗儿缩在被窝里，只露出两双黑溜溜的眼睛。
“他二姐，”王婶把烤红薯分给俩孩子，坐在炕沿上搓了搓冻红的手，“有个事儿，我寻思着该跟你说道说道。”
桂珍抬起头，眼里满是疲惫，却还是挤出个笑脸：“婶子您说。”
“就是武装部那个老吴，吴德山，你认得不？”王婶看着她的眼睛，“那人是复员军人，早年打仗伤了腿，落了点残疾，走路有点瘸。不过他人实诚，在武装部干了快十年了，是公家的人，每月有工资，吃商品粮。”
桂珍的手顿了一下，针线在布上戳出个歪歪扭扭的洞。她听说过老吴头儿，盘山农场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只是她从没想过，这样的人会和自己有什么牵扯。
“老吴头儿？”秀云的眼睛亮了。
“婶子，我......”桂珍低下头，声音细若游丝，“我带着个孩子，又是这情况，配不上人家。”
“你这傻丫头说啥呢？”王婶拍了拍她的手，“老吴不是那嫌贫爱富的人。他知道你的情况，托我来问的时候就说了，要是你愿意，小红利他当亲儿子疼。他说他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太难，想给你娘俩搭个伙，有个依靠。”
桂珍的眼泪突然就涌了上来，顺着脸颊砸在手里的鞋底上，洇出一小片湿痕。
这些年她咬着牙硬撑，从不在人前掉泪，可“依靠”这两个字，像根针轻轻挑开了她紧绷的神经，积攒了多年的委屈和辛苦，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王婶没催她，只是默默递过帕子。小红利啃着烤红薯，睁着懵懂的眼睛看着娘，伸出小手抹掉她脸上的泪：“娘，不哭。”
那天晚上，桂珍抱着孩子坐了半宿。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翻来覆去的想着王婶说的“依靠”，心里像揣了个暖炉，慢慢热了起来。
她不是没想过再婚，但带着孩子，条件好的人家看不上，条件差的又帮不上忙，她早已断了念想。可老吴头儿的出现，像黑夜里的一点光，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
过了几天，桂珍让王婶回了话，说愿意见见。
第一次见面约在盘山农场的国营饭店。桂珍特意穿上了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蓝布褂子，给小红利洗了脸，梳了头发。
老吴头儿早早等在门口，一个中等个头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
见她们来了，有些拘谨地搓着手，把她们领到靠窗的桌子。
他走路时左腿确实不太灵便，但腰杆挺得笔直，看人时眼神很温和。
“想吃点啥？”老吴头儿把菜单推到桂珍面前，声音有些沙哑，“让孩子也吃点好的。”
桂珍恍惚间，这个声音有些熟悉，洗的发白的军装，不太灵便的腿，还有温和的眼神。她想起来了，几天前，医院的走廊里，让她去观察室睡觉的那个人。
只是她醒来之后，急着找孩子，没有注意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桂珍没看菜单，小声说：“简单点就行，不饿。”
老吴头儿没听她的，点了两荤两素一个汤，还特意给小红利要了碗鸡蛋羹。“孩子正在长身体，得多吃点有营养的。”他看着小红利，眼神里带着笑意。
红利有点怕生，躲在桂珍身后，偷偷打量着老吴头儿。
老吴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个用红纸包着的糖块，递到红利面前：“拿着吧，甜的。”
红利看了看桂珍，见她点了头，才怯生生地接过来，小声说了句：“谢谢叔叔。”
“那天，谢谢你……”桂珍不知道说什么好。
“没什么的，举手之劳，你看我这腿……”老吴头说着拍了拍自己的腿，“阴雨天就有点儿抽筋的疼，我也是去拿药的。”
“挺巧的。”桂珍低下头，红了脸。
“呵呵，可不是嘛，你放心，我无父无母，无儿无女，也没结过婚，咱就一个人，就是这腿……”他顿了顿，“国家对咱挺好，有残疾证，吃药看病的不花钱……”
桂珍的脸更红了，头快低到了桌子上。
那顿饭吃得很舒服，老吴头儿没多说什么，只是时不时给孩子夹菜，提醒桂珍慢点吃。
结账时，他掏出钱包，数钱的手很稳，左手的食指缺了一小截，也是早年打仗留下的伤。
从饭店出来，老吴头儿送她们到城门口。
“我知道你不容易，”他看着桂珍，眼神诚恳，“要是你愿意，以后我来照顾你们娘俩。我没啥大本事，但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
桂珍低着头，看着自己冻裂的手，半天没说话。
去童家窝棚的大马车来了，她抱着小红利上了马车。
马车跑出老远，桂珍回头看了一眼，老吴头儿还站在原地，阳光里他的身影不算高大，却让人觉得很踏实。
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面。老吴头儿每次都带着小礼物，有时是块花布，有时是两斤水果糖，都是给红利的。
他从不提桂珍的难处，只是默默帮她做些事：修好了漏风的窗户，给屋里糊了新的窗纸，还托人在沈阳买了斤红糖，说给红利补补身子。
红利渐渐不怕他了，会主动喊“吴叔叔”，会把自己用狗尾巴草编的毛毛狗给他看。
有次老吴头儿来，红利拿着个缺了角的苹果跑过去：“叔叔，给你吃。”老吴头儿蹲下来，接过苹果咬了一大口，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真甜。”那是他托人捎给桂珍的。
开春的时候，桂珍带着老吴头去了夏三爷家，算是点头应了这门亲事。
没有大操大办，就请了王婶和几个相熟的邻居，在老吴头儿的宿舍里吃了顿饭。那天三爷破例喝了白酒，脸红红的，流了满脸的泪。
桂珍牵着红利，挎着蓝粗布的包量皮，搬进了老吴头的宿舍。
老吴头儿的宿舍，在农场武装部的后院。是一间十平米的办公室，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他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眼神明亮，笑容灿烂。
婚后的日子过得平静又安稳。老吴头儿话不多，但心细。
每天早上他都起得很早，把炉子生好，熬上玉米粥，然后才去上班。
晚上回来，总会顺路买些菜，有时是一把青菜，有时是块肉，说给孩子改善伙食。
他从不提桂珍以前的苦，只是在她累的时候默默接过她手里的活，在小红利生病时跑前跑后地照顾。
秋天的时候，农场里的制绳厂招工，老吴头儿听说后，跑前跑后地帮桂珍报了名。
“你去厂里上班吧，”他对桂珍说，“有份工作，自己手里也能有点钱，心里踏实。”
桂珍一开始有些犹豫，她没读过多少书，怕干不好。
老吴头儿鼓励她：“没事，慢慢学，啥活儿不是人干的？实在不行，我养着你们娘俩。”
面试那天，老吴头儿特意请了假，陪着桂珍去了工厂。他站在厂门口等她，手里揣着个热乎乎的烤地瓜，见她出来，紧张地问：“咋样？”
桂珍点着头，眼里闪着光：“说让我下周一来上班。”
老吴头儿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整齐的牙：“太好了！晚上咱包饺子吃！庆祝庆祝！”
桂珍进了厂，每月能领到三十多块工资，虽然不算多，但足够她和红利的开销了。
老吴头让她把钱自己存起来，“手里有了过河儿钱心里踏实。”他说。“咱家过日子用不上你的钱，有我呢。”
桂珍干活麻利，又肯吃苦，厂里的师傅们都喜欢她。有次车间主任夸她：“桂珍这活儿干得，比老工人都强！”
更让她高兴的是，年底的时候，农场里分公房，因为她们是双职工家庭，分到了一间带小院的平房。房子不大，但窗明几净，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比以前的土坯房强多了。
搬家那天，老吴头儿请了武装部的同事帮忙，把行李一件件搬到新房。
小红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兴奋地喊：“我们有新家啦！”
桂珍站在门口，看着屋里的新家具，看着老吴头儿正弯腰给同事递烟，看着红利欢快的身影，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晚上，一家三口坐在新炕上，老吴头儿给红利削苹果，桂珍缝着刚买的新床单。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院子里的月季花悄悄开了，空气里都是甜甜的味道。
“红利娘，”老吴头儿把削好的苹果递给红利，看向桂珍，“以后日子就好过了。”
桂珍点点头，笑着擦了擦眼角。她想起那些在风雨里奔跑的夜晚，想起灶膛里熄灭的火星，想起他塞给她的烤红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暖暖的。
她知道，苦日子已经暂时过去了，从今往后，她有依靠了，她们娘俩，终于有个安稳的家了。
转年，夏桂珍和老吴，给红利添了同母异父的妹妹，取名大华。
窗外的风轻轻吹过，带着春天的气息，屋里的灯光温暖而明亮，照亮了一家人脸上的笑容，也照亮了往后漫长而安稳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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