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开区王科长那条关于数据偏差的信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江辰心中漾开圈圈涟漪。他没有声张，也没有立刻启动正式的调查程序，那样容易打草惊蛇，也可能被误解为对经开区工作的不信任。他选择了更低调、更侧重弄清原委的方式。
他让筹备组内负责数据统计的同事，以完善示范区统计监测体系、统一数据口径为由，向市统计局、税务局、以及各区统计部门索要了近两年来相关产业的更详细的基础数据，特别是企业层面的投资、生产、税收的关联信息。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并未引起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江辰找了个讨论“环湖科创走廊”与“智能制造共享工厂”项目细节的由头，再次去了经开区，与王科长和经开局负责统计的同志进行了“非正式”的交流。他没有直接质问数据偏差，而是请教经开区在高新技术产业统计方面的具体做法、企业纳入标准、数据报送流程等“技术性”问题。
在看似随意的交谈中，结合初步汇总的多部门数据比对，江辰渐渐摸到了一些端倪。偏差的产生，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多层因素叠加：
其一，确实是统计口径问题。市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认定标准和统计范围，与税务部门基于税种科目的统计范围存在细微差别，导致基础数据有出入。这是技术性原因，需要协调统一。
其二，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因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发生时间与税务抵扣时间、以及统计报表的报送时间并非完全同步，尤其在季度数据上可能产生波动。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第三点，一些模糊地带的操作。例如，有少数企业为了享受高新区政策优惠，将其部分传统业务板块的产出或投资，“包装”或归集到其高新技术业务名下进行申报。而区级层面在数据审核时，有时为了体现产业发展势头，可能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或者审核不够严谨。这并非纯粹的凭空捏造，而是在规则边缘的“技术性处理”，但其累积效应，确实导致了宏观数据的“水分”。
王科长在私下交流中也透露出些许无奈：“江组长，您也知道，考核指标就像指挥棒。有时候，下面报上来的数据，我们明知道可能有点‘理想化’，但如果没有硬伤，也很难一一去较真核查，毕竟涉及企业众多，审核力量也有限。而且……大家都希望数据好看一点。”
江辰听懂了其中的潜台词。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在特定考核压力下形成的系统性偏差，一种“共谋”的沉默。这种现象，恐怕并非经开区独有，只是程度不同。
弄清大致情况后，江辰没有指责经开区，反而对王科长的坦诚和专业表示了感谢。回到筹备组，他立刻着手两件事：
第一，撰写一份内部分析报告，客观阐述了数据偏差存在的现象，重点分析了其产生的多重原因，特别是统计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执行层面的弹性空间。报告建议，由市统计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适用于示范区的、统一规范的数据统计标准和核查机制，从源头上减少模糊地带，挤压水分空间。他将报告呈报给张副秘书长，并建议以此推动市级层面的统计改革。
第二，在筹备组内部，他调整了工作重点。他意识到，在示范区建设初期，相比于追求绝对完美的历史数据，建立一套能够真实反映发展质量、引导正确政绩观的新考核评价体系更为紧迫。他加大了对“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力度，这个体系将更注重创新能力、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民生改善等质量效益指标，而不仅仅是投资和产值的规模增速。
几天后，江辰在与张副秘书长汇报工作时，谈到了数据问题和他的思考。
张副秘书长表示认可：“你处理得很稳妥。数据真实是生命线，但纠偏要有策略，重在制度建设。你提出的统一统计标准和构建新考核体系，是治本之策。这件事要稳步推进。”
他话锋一转，透露了另一个消息：“市委市政府基本同意，示范区管委会的组建方案即将上报省委。一旦批复，我们现在的筹备组就要转为正式的管委会架构。到时候，机构的设置、人员的安排，都是重中之重。江辰啊，你要有承担更重担子的准备。”
江辰心中一动。管委会的正式成立，意味着示范区将从“筹备”走向“实体化运作”，权力和责任都将具体化。他之前的政策设计，将迎来真正的执行考验。而新的岗位，也意味着更大的平台和更复杂的局面。
数据偏差的风波暂时告一段落，但它给江辰敲响了警钟：改革之路，不仅要设计宏大的蓝图，更要洞察细微之处可能存在的扭曲和变形。政策的执行，最终依赖于基层的具体操作和无数个“王科长”的务实处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同样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他的目光，必须同时聚焦于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基层的微观实践。而即将到来的管委会组建，将把这一切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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