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布局”的思维为战略框架注入了更多前瞻性，但江辰深知，再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前瞻，若在落实过程中走了样、变了形，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随着框架各项政策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推开，一种令他警惕的现象开始增多——政策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变形”。这种变形，并非总是源于恶意或懈怠，更多是基层在面对复杂现实、多重压力和有限资源时，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应性调整，但其结果却可能偏离政策初衷。
一个关于“推动工业企业建设绿色工厂”的政策，成为了观察“政策变形”的典型案例。该政策是框架中“制造业绿色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旨在引导企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环保材料，优化用能结构，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省里制定了详细的评价标准，并对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和政策倾斜，如优先安排排污指标、纳入环保执法正面清单等。
政策初衷良好，标准清晰，激励明确。然而，当江辰让专班对首批获评的“绿色工厂”进行随机抽样“回头看”时，却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东部某市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调研组看到，为申报“绿色工厂”，企业投入巨资新建了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和废气回收装置，厂区绿化率很高，参观通道整洁明亮，数据监测实时上传，完全符合甚至超过了评价标准。但深入车间和厂区边缘走访时，却发现一些不易被察觉的问题：为应对检查而临时停运的老旧生产线，其跑冒滴漏问题依然存在；新建的环保设施虽然先进，但运行成本高昂，企业在非检查时期是否会保持满负荷运行，存有疑问；厂区围墙外的一条小河，水质监测数据虽然达标，但周边村民反映，偶尔仍能闻到异味。
而在另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县级市，情况更为典型。当地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绿色工厂”培育指标，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园区，甚至与干部考核挂钩。基层为了完成任务，一方面集中资源帮助几家规模相对较大、基础较好的企业进行“包装”，突击改造，勉强达标；另一方面，对大量不具备改造条件或意愿不强的小企业，则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或者干脆用“绿色车间”、“环保示范点”等较低标准的概念进行替代填充。最终，申报材料上数字漂亮，但区域内工业企业的整体环保水平提升有限，甚至出现了“盆景”与“杂草”共生的局面。
这种现象，被江辰称为“政策变形记”。其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是“锦标赛”式的考核压力，导致基层更倾向于追求数量化的、显性的、易考核的“标志性”成果，而忽视政策内涵的全面落地和长期效果。二是政策执行资源（如专业指导人员、资金、技术）与政策要求不匹配，基层只能“选择性落实”或“象征性落实”。三是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倾向于采取最低标准合规或应对式改造，缺乏内生动力进行彻底的绿色转型。四是信息不对称，上级部门难以全面、真实地掌握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实际执行情况。
江辰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政策变形”蔓延，框架的落实就可能流于形式，甚至产生负面效应，比如加剧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合规成本差异）、助长形式主义、浪费公共资源，最终损害政府公信力。
他决定将防止和纠正“政策变形”作为下一阶段深化落实的重要任务。他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优化政策设计和考核方式，减少简单以数量、牌子论英雄的做法，更加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企业的真实获得感和区域的整体改善。例如，对“绿色工厂”的评估，增加运行稳定性、能耗物耗持续降低、周边群众满意度等长期性和结果性指标。
其次，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的指导和监督。组织专家服务团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改造方案，而不仅仅是审批和检查。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强对已获评企业的常态化、随机性监测，防止“申报时拼命，获批后松懈”。
再次，建立更畅通的基层反馈机制。鼓励基层干部和企业反映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及时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使其更贴合实际。对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的，要予以鼓励和保护。
最后，严肃查处弄虚作假行为。对在政策落实中搞形式主义、数据造假、应付了事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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