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秋天，有个摄影师慕名而来。他叫阿Ken，专拍废弃建筑，说“要捕捉时间的痕迹”。
他带了台老式胶片机，他不用数码设备，说“胶片能照出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他清晨进去时，露水还挂在草叶上，榕树的气根垂下来，沾着水珠。
阿Ken举着相机，对着教学楼拍了张照，取景器里突然闪过个白影子，在二楼走廊里跑，快得像阵风。
他不但不害怕，反而很兴奋。
他跟着走到二楼东头的教室，看见黑板上的算术题旁边，多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红粉笔写的：“一起玩呀”。
阿Ken蹲在地上，对着那些字拍了张特写。
按下快门的瞬间，听见身后传来“咔嚓”声，像有人在用剪刀剪纸。
回头看，墙角的红皮鞋旁边，堆着些碎纸片，拼起来像只纸飞机，翅膀上画着笑脸。
阿Ken拍完照以后，又往音乐教室走，推开门，那架旧钢琴还在，琴键掉了一半，上面落满灰尘。
可琴凳是热的，像刚有人坐过。
阿Ken举起相机，对着钢琴拍了张照，取景器里，琴键上好像有只小手，在按“do”的键，指尖白白的。
中午阳光最烈的时候，他在操场秋千旁坐下。拿出面包啃，刚咬一口，就看见秋千自己晃起来，幅度不大，像有人轻轻推了一把。
阿Ken赶紧举起相机，连拍了三张，胶片“沙沙”地转着，在寂静的操场里格外清晰。
离开前，他在教学楼的墙上发现个小洞，洞里塞着卷胶卷，是洗过的。
阿Ken把胶卷取出来，对着光看，里面的影像模模糊糊的，像是三个小孩在操场玩，一个追一个，笑得很开心，背景里的教学楼崭新，墙上的标语还没褪色。
他把这卷胶卷和自己拍的一起送去冲洗。
三天后，他去取照片时，冲洗店的老板脸色发白，说“这卷胶很邪门”。
阿Ken的照片里，每张都有三个模糊的小影子，有时在走廊里跑，有时在教室门口站着，最清楚的一张，是秋千上的影子，穿着蓝校服，低着头。
而那卷从洞里找到的胶卷，洗出来的照片里，三个小孩站在化粪池边，对着镜头笑，其中一个女孩光着脚，手里拿着只红皮鞋。
照片的最后一张，是片漆黑，只有三个白圈，像三只眼睛正在通过照片看外面。
阿Ken把照片收起来，没发表，也没外传。
他后来又去了达德学校一次，把那卷胶卷的照片烧在操场中央，灰烬被风吹起来，像群蝴蝶，围着秋千转了三圈，才慢慢散开。
2024年冬天，元朗下了场罕见的雪。达德学校的红砖墙顶着层白霜，榕树的叶子上结着冰，阳光照过来，亮晶晶的。
林伯的儿子踩着雪去学校门口放苹果，发现铁门没锁，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去，操场的雪地上有串脚印，小小的，像小孩的赤脚踩出来的，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教学楼，脚印旁边还有串更小的，像是有人在蹦蹦跳跳。
二楼东头的教室门也开着。他走进去，看见黑板上的算术题被擦干净了，取而代之的是幅画，用红粉笔和白粉笔涂的，画着三个小孩手拉手，站在太阳底下，旁边写着“我们回家啦”。
墙角的红皮鞋不见了。他四处看了看，发现鞋被摆在了窗台上，鞋里塞满了榕树的叶子，绿油油的，像刚摘的。
那天下午，林伯去世了。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子的手说：“听见了吗？钢琴声……他们在跟我道别呢。”
儿子侧耳听，窗外的风刮过榕树，发出“沙沙”的响，真像有人在弹钢琴，断断续续的，是《小星星》的调子。
林伯的葬礼过后，达德学校突然安静了。夜
里再没人看见二楼亮灯，也没人听见孩子的哭声或笑声。有居民说“那些孩子跟着林伯走了”，也有人说“他们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
只有那棵老榕树，长得越来越茂盛，气根垂到地上，扎进土里，长成新的树干，把学校围得越来越紧。
有人锯开了一段掉落的树枝，年轮里竟嵌着些细小的东西——有红粉笔头的碎屑，有蓝校服的线丝，还有半片苹果核，像是被小孩咬过的。
现在达德学校仍然立在那里，没有拆除。元朗区议会的拆迁计划又搁置了。
最近有附近的住户说，凌晨五点多，总能看见三个背着书包的小孩，从学校里走出来，沿着榕树的影子往屯门街的方向走。
走在最前面的男孩踢着个足球，中间的女孩扎着小辫，手里攥着只红皮鞋，最小的那个总回头，像是在看什么。
2024年清明，元朗区议会的值班室收到了个没写寄件人的包裹，里面是三双崭新的红皮鞋，鞋码很小，像给七八岁的孩子穿的。
值班的保安把鞋放在窗台上，第二天一早去看，鞋不见了，窗台上只有层薄薄的灰尘，上面印着三个小小的脚印，朝着达德学校的方向。
而达德学校二楼东头的教室，黑板上又多了行字，是用红粉笔写的：“明天还来吗？”
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刚学会写字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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